【文化評析·中國文化與全球抗疫】  

　　作者：商志曉（山東師范大學教授、山東省高校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

　　全球抗疫的艱難歷程，既是對各國制度體制和動員能力的考驗與檢驗，又折射出不同文化理念的差異和價值立場，并再次將諸多問題置于人們面前。自由與自律孰輕孰重？二者是怎樣的一種關系，就是受到關注的問題之一。

　　在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指出：“中國人歷來抱有家國情懷，崇尚天下為公、克己奉公，信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強調和衷共濟、風雨同舟，倡導守望相助、尊老愛幼，講求自由和自律統一、權利和責任統一。”正是由于14億中國人民顯示出高度的責任意識、自律觀念、奉獻精神、友愛情懷，鑄就起團結一心、眾志成城的強大精神防線，我們才經受住了這一場艱苦卓絕的歷史大考。總書記講話強調“自由和自律統一”，強調“自律觀念”及其重要性，對自由、自律問題及其辯證關系給出了簡明而精確的回答。

　　自由與自律的觀念由來已久。中國從老子、孔子談及，西方世界從古希臘時代（如伊壁鳩魯）肇始。中國傳統文化以孔子為代表，雖然著力強調人的自律，如“不學禮，無以立”“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但并非缺少“自由”之論。除佛教“修行無礙”、道教“寡欲歸真”之自由追求，莊子“無待”“無己”“坐忘”之自由意境外，孔子也講到“從心所欲，不逾矩”。只是這種“自由”，在孔子看來，須符合“禮”的要求、達至“仁”的境界，以發自內心的道德認同為前提。

　　西方世界關于自由與自律的論說中，康德的思想頗具代表性。康德是德國古典哲學的集大成者，“自由”在其道德哲學中具有核心地位，是其道德律令所以可能的基礎。康德自述，有兩件事物令他充滿敬畏，即“我頭頂上的星空與我內心的道德準則”。一向崇尚自由的康德以哲學家的冷靜和理智，強調“自由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由在于自律，理性的存在者要為自己立法，同時又依此去行為、去做事，這樣才是真正的自由。

　　可見，古今中外凡是有見地、有智慧的思想家，都把自由與自律結合起來思考，講自由不忘自律，談自律蘊含自由。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理解是一致的。大致說來，中國古代社會以封建宗族為基礎，其倫理道德以強調自律為主；社會主義中國以集體主義為原則，將自由建立在自律基礎之上。而從中世紀宗教統治走出的近現代西方社會，則以私有制度為深厚根基，表現出崇尚個人主義和個體實現的明顯傾向，往往將自由放在比自律更為優先的位置上。這是文化理念上的差異、價值立場上的區別，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人們的行為方式和處事選擇。

　　總體上看，思維傾向的不同與側重，并未從根本上動搖或顛覆人類對自由與自律基本關系的理性把握，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社會都沒有將自由或自律任何一方絕對化、唯一化，這是足可讓人欣慰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卻令人深感憂慮，即在應對處置像新冠肺炎疫情這種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過程中，如果在自由與自律關系問題上處理不當、造成失衡，如果仍固守慣常思維與行為方式而不能及時作出必要調整，那將會帶來出乎意料甚至是可怕的災難性后果。遺憾的是，這種擔心已經不是多余，而是實實在在地發生了并還在持續之中。

　　在抗擊這場百年來全球最嚴重的傳染病大流行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同時間賽跑、與病魔較量，迅速打響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以非常之舉應對非常之事。中國人以高度自覺、嚴格自律，護佑健康與生命，從根本上講，就是守護祖國的自由、人民的自由、明天的自由。

　　像中國這樣恰當處理自由與自律關系的國家，大多較好地控制了疫情蔓延。不過仍有不少國家面對來勢洶洶的疫情，未能采取最堅決最果斷的防控措施，致使疫情快速傳播，嚴重危及人們的健康與生命。如作為最便捷有效的防控方法之一，戴口罩可謂是舉手之勞，然而有的國家從政府層面不予倡導，不少民眾也以妨礙自由為由而拒絕，甚至游行示威進行抗議。在危及自身和他人健康與生命的關鍵時刻，不能恰當有效地處理自由與自律的關系，這已經不只是文化差異、價值取向問題了，而演變成一種自私與偏狹之見。

　　沒有脫離自律的自由，也沒有不求自由的自律，二者相比較而存在、相支撐才能實現。恩格斯強調：“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擺脫自然規律而獨立，而在于認識這些規律，從而能夠有計劃地使自然規律為一定的目的服務。”毛澤東指出，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這個歷史永遠不會完結。這些論述雖然是就社會歷史發展層面來說的，但對人的思維方式、道德行為、交往處事而言，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堅守“自由和自律統一”的價值立場，既是全球抗疫的基本啟示，更是人類生活的經驗寫照。

　　《光明日報》（ 2020年10月12日 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