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個月，總部位于紐約的美國國際貿易法院近乎“癱瘓”。

　　這是美國國際貿易訴訟最重要的司法機構。

　　一般來說，美國國際貿易法院一年只處理300多起訴訟案件。

　　但最近幾周，3000多份起訴美國政府的訴訟書一同涌入。

　　原告中有可口可樂、特斯拉等一眾大型跨國公司和制造企業。

　　雖然他們來自不同的行業，但是他們有著共同的訴求，直指美國政府對華加征的關稅。

　　美國企業為何集體與美國政府反目？又為何現在起訴？美國企業能贏么？

　　譚主跟不少熟悉國際貿易的律師聊了聊。

　　這波訴訟浪潮的起點，是美國一家高端地板企業，HMTX Industries。

　　今年9月10日，HMTX Industries向美國國際貿易法院提交了起訴美國政府的“訴狀”。

　　曾在商務部條法司工作的任清律師一直關注國際貿易，他很快捕捉到了這個信息，并在自己的公號上，詳細解讀了這家企業的訴訟文書。

　　HMTX Industries最主要的訴求，總結起來有2點：

　　永久禁止再用“清單3”征收關稅

　　美國政府要“連本帶息”賠償因為加征關稅給自己帶來的損失

　　“清單3”，說的是從2018年9月開始，美國向中國價值2000億美元商品加征的關稅。

　　最開始加征10%，2019年又增加至25%。

　　這份關稅清單一共有5745條稅號商品。其中有一項，叫乙烯基地板，正是HMTX Industries公司的主營商品。

　　2018年，美國乙烯基地板市場規模約為30億美元。其中，HMTX Industries公司占據了主要的市場份額，并且每年以大約25％的速度增長。

　　中國，正是這家公司進口乙烯基地板的主要來源，已經持續了近40年。

　　加征關稅，意味著采購成本提高。

　　這些成本，HMTX Industries消化不完，只能由消費者承擔。

　　因為關稅，從HMTX公司到批發商，漲價近20％；批發商賣給零售商，漲幅接近25％。

　　到消費者這里，客廳、餐廳和走廊的地板要比以前多花數百美元。

　　其實，在“清單3”制定前，這樣的擔憂就已經出現。

　　負責制定關稅清單的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曾收到過6000余份相關的評論意見。

　　參與決策的政客，顯然沒有認真計算加稅給本國企業帶來的損失。

　　有人算了。

　　根據路透社對美國商務部數據的分析，自2018年2月以來，美國對中國征收的關稅已經讓美國企業損失了460億美元。

　　美國企業壓抑已久的怒火，被HMTX Industries的一紙訴狀點燃。

　　之后的兩周，3000多家企業紛紛加入訴訟的行列。

　　只不過，為什么3000多家企業都集中在此時發起訴訟？

　　不少律師都給譚主提到了一個關鍵詞，訴訟時效。

　　根據美國法典（USC）2636節的規定，對這類關稅政策訴訟的時效為2年。

　　據此計算，針對2018年頒布的“清單3”加征關稅的訴訟有效期是2020年9月。

　　美國企業要抓住這最后的窗口期。

　　其實，美國對中國加征關稅以來，美國企業承受貿易戰帶來的損失已經許久。

　　任清律師告訴譚主，自己早在2018年就提出過建議，可以就加征關稅起訴美國政府。

　　但企業之所以遲遲沒有行動，原因之一是擔心美國政府報復。

　　此外也有不少美國企業也寄希望于通過關稅豁免等方式來減輕損失，不到萬不得已也不希望和美國政府對簿公堂，然而種種努力都沒能減輕損失。

　　加之今年疫情的影響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終讓美國企業忍無可忍。

　　與此同時，世貿組織的一紙裁決也成為企業發起訴訟的催化劑。

　　就在9月中旬，世貿組織公布了爭端解決專家組關于中國訴美國對某些商品關稅措施案（DS543）的報告。

　　裁定美國對中國關稅措施違反了世貿組織義務，并建議美國改變其措施。

　　如此大規模的集中起訴足以見得美國企業已經忍無可忍，決定抓住最后的機會放手一搏。

　　譚主梳理了一下，參與此案的企業涉及的行業領域很廣：

　　有家具建材用品零售商家得寶（Home Depot）

　　有食品和藥品零售商沃爾格林（Walgreen）

　　有時裝品牌拉夫勞倫（Ralph Lauren）

　　有餐飲公司西斯科（Sy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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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有一個行業格外突出，美國車企及汽車零配件行業。

　　特斯拉（Tesla）、福特（Ford）等美國知名車企，達納（Dana Corp）、佩普男孩（Pep Boys）等美國汽車零部件制造商，沃爾沃北美公司（Volvo Group North America）等重型卡車制造商全部都在訴訟行列。

　　熟悉中美貿易的沈倩律師告訴譚主：

　　作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地，幾乎全球大部分汽車企業以及零部件企業都在中國設廠，甚至美國本土輪胎品牌固特異也在中國設廠，進而返銷美國。汽車行業作為美國制造業的重要支柱，加征關稅首當其沖受到沉重打擊。

　　特斯拉，趕在訴訟到期前的最后幾天，把訴狀交到了美國貿易法院。

　　在這之前，現任美國總統和特斯拉創始人馬斯克的關系，用“惺惺相惜”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

　　他曾夸贊馬斯克是“當代愛迪生”“美國的最強大腦”“世界上最偉大的天才之一”。

　　而馬斯克，也曾是美國總統商業顧問團隊中的一員。

　　沒曾想，因為關稅，他們也“反目”了。

　　直接原因還是成本上升。

　　2019年，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公布加征25%的關稅名單中，特斯拉在加州費利蒙工廠Model 3型號電動汽車組裝中用到的中國制造電腦和顯示屏，正名列其中。

　　加上其他加征關稅的影響，特斯拉最低配車型都上漲了14萬元，大部分車型價格均突破100萬元，在華銷量顯著走低。

　　如何控制成本，美國的車企，選擇“出逃”。

　　美國政府加征關稅之后，特斯拉牽手上海，正式建廠。

　　今年第一季度，借著早早復工的上海工廠的東風，特斯拉生產了近10.3萬輛電動車，交付了約8.84萬輛。

　　這是特斯拉有史以來最好的第一季度表現，同比2019年增長了33%。

　　美國車企，因為關稅出逃，并不是第一次。其中甚至包括“美國制造”的象征，哈雷。

　　多位美國總統曾為哈雷站臺，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也曾稱贊哈雷為“美國的標志”。

　　但當現任美國總統宣布對進口鋼鋁加征關稅后，這家“偉大的美國公司”，第一個“舉起白旗投降”，將生產線搬到了海外。

　　加征關稅后，哈雷購買鋼材的成本，增加了75%。同時，歐盟的反制措施，也讓哈雷的平均售價上漲了2200美元。

　　隨著美國濫用“關稅”，“哈雷事件”，正在變成“哈雷現象”。

　　2019年6月，600多家企業聯名致函美國總統，敦促其化解與中國的貿易爭端，信中詳細算了關稅給美國帶來的傷害。

　　傷害不只是經濟損失，而是就業崗位。

　　信中寫道：

　　在已征關稅的基礎上，對另外3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征25%關稅，將使美國失掉逾200萬個工作崗位。

　　制造業受損“甩鍋”中國——加征關稅——制造業流失加劇損失——失業增加。

　　美國正在陷入這樣的惡性循環。

　　美國一些人一直喊要讓制造業回流，疫情期間，甚至有美國政客發表冷血言論稱，中國受疫情沖擊有助于制造業回流美國。

　　不止如此，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任庫德羅一句——美國政府承擔企業從中國遷回美國的成本，也把制造業回流鬧得沸沸揚揚。

　　加征關稅，正讓事情往相反的方向發展。

　　美國在親手逼走自己的制造企業。

　　汽車行業的遭遇，只是冰山一角。

　　美國各行業，幾乎都遭遇了無妄之災。

　　無奈之下，只能聯合起來。

　　只不過，起訴，行得通么？

　　能不能告贏，先看看告的是誰。

　　總結一下，“被告”一共有這幾個：

　　首先是美國聯邦政府，作出了對中國商品加征關稅的決定

　　其次是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及其負責人，主要制定了對中國商品加征關稅的清單

　　最后是美國海關邊境保護局及其負責人，主要執行征收了對中國商品加征的關稅

　　總結下來，就是制定和征收關稅的機構和政客。

　　目前，美國政府已要求保留所有案件，并先對少數案件進行審理。

　　不少律師告訴譚主，歷史上并未出現過類似的不同行業、不同企業大規模集體起訴美國政府的情況。

　　盡管沒有先例，但大家對美國企業勝算都抱有積極態度。

　　用其中一位律師專業的話說：

　　“從預測與分析的角度出發，美國企業的主張具有事實依據與法律依據，有一定勝率。”

　　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是什么？

　　譚主梳理了他們的訴訟書，發現了幾個共同的訴訟理由：

　　說的最多的一個關鍵詞，是12個月。

　　汽車配件企業達納在訴狀中說：

　　美國政府違反了行政程序，沒有在規定的12個月內結束征收關稅。

　　“無控制、無限制、無底限”地打貿易戰，嚴重傷害了企業利益。

　　為什么是12個月？

　　曾擔任中國貿易促進會經貿摩擦法律顧問委員會副主任的蔡開明律師給譚主分享了一個美國法律知識：

　　按照美國《1974貿易法》第304節，如果美國要對調查對象采取措施，必須要在發起調查的12個月之內進行。

　　2017年8月18日，美方開啟對華301調查，成為“貿易戰”的前奏。

　　且不說美國根本無權對中國發起調查。

　　即便調查，按照美國自己的邏輯，美國對華加征關稅的“清單3”和“清單4”都是在2018年9月之后才做出，均已經超過12個月的期限。

　　美國政府，超越法定權限，打了自己的臉。

　　對于這種超限行為，特斯拉的訴訟書還給了三個詞形容：

　　武斷、任意、濫用自由裁量權。

　　這不是一句無厘頭的吐槽，而是摘選自另一則美國法律的原文。

　　在美國《行政程序法》當中，有一句相同的話：

　　這指向了美國加征關稅的另一個違法依據。

　　美國《行政程序法》第706節規定：

　　當法院認定政府機構的行為“武斷、反復無常、濫用自由裁量權或在其他方面不符合法律規定”、“超過法定標準”或者“未遵守法律規定的程序”時，有權判定該行為違法。

　　按照美國的說辭，對中國啟動301調查的理由是有關“技術轉讓、知識產權和創新”。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制定的清單1和清單2——共計500億美元清單的中國商品，正是在301調查報告后針對中國知識產權實踐提出的。

　　然而，加征“清單3”和“清單4”的理由，完全與中國知識產權實踐無關。

　　“清單3”針對的是中國對于進口自美國商品的加征關稅反制行為，“清單4”制定的原因是中國未從美國進口足夠的商品。

　　蔡開明律師告訴譚主，在美國企業看來，“清單3”和“清單4”加征關稅的理由并非啟動301調查時有關“技術轉讓、知識產權和創新”的原因。

　　因此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加征第三輪、第四輪關稅的行為“武斷”且“反復無常”，違反了《行政程序法》的規定。

　　在宣揚法制的美國，政府機構和政客的種種行為公然違反白紙黑字的自家法律條文。

　　說白了，美國制定的許多法律條文都是為了滿足某些利益團體的政治目的而準備的冠冕堂皇的說辭。

　　當形勢發生變化，在實際應用中不再那么“順手”時，甚至連自己曾經信誓旦旦的說辭都可以公然拋棄，對于犧牲國內其他人的利益也毫不在意。

　　如此出爾反爾的“法制”連美國人自己都看不下去了，最終引起美國內部的反目。

　　這次美國3000多家企業家已經站了出來，明天又會有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