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法治副校長給學生上法治課更重要的是，在校內完善相關規則、制度。

　　據報道，近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上海市教育委員會等聯合印發《關于加強本市中小學校法治副校長工作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上海中小學應至少配備1名法治副校長，參與學生欺凌治理和罪錯學生教育矯治等工作，督促學校健全完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涉及性侵害違法犯罪人員入職前查詢和從業限制等制度機制。意見表示，法治副校長人選由法院、檢察院、公安、司法行政等派出單位提供，每年應落實一般不少于4課時的法治教育任務。

　　設立法治副校長，國家早有相關規定

　　配備法治副校長，是國家規定。早在2002年10月，教育部等就發布相關意見，提出要完善兼職法治副校長和法治輔導員制度。2003年11月，教育部等六部委發文對兼職法治副校長的職責、選聘和管理等進一步作出規定。2010年5月通過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也明確要求“繼續推動和規范法治副校長、法制輔導員制度的建設，加強對法治副校長、法制輔導員的培訓”。

　　但各地落實步驟不一，有的地方很早，比如，早在這些規定出臺之前，廣東陽江市于1998年就嘗試設立法治副校長制度。2007年，《廣東省法制宣傳教育條例》規定在廣東中小學實施法治副校長制度。到2014年，廣東全省已有法治副校長11887人，每名法治副校長每年為學校上法制課兩次以上。

　　而近年來，各地都在這方面加快了步伐。比如，2018年，最高檢3名檢察官，分別被聘任為北京市東城區三所學校的法治副校長。而最高檢最早擔任“法治副校長”這一職務的，是首席大檢察官、檢察長張軍，擔任北京二中法治副校長。

　　顯然，設立法治副校長正成為我國中小學加強學生法治教育，遏制校園欺凌、未成年性侵事件高發，對有不良行為學生進行矯正的基本制度。但需注意，要讓這一制度發揮作用，一方面需法治副校長切實履職，另一方面則要圍繞法治副校長制度，推進學校厲行依法治教，完善處理違紀違規學生的規則、程序，以此加強對學生的規則教育、法制教育。

　　預防校園欺凌，法治副校長是重要抓手

　　對于法治副校長，也有部分基層教師認為只具象征意義，實際作用有限。回應這一質疑，就需法治副校長切實履職，除了親自給學生上法制課外，還要推進學校建立預防校園欺凌等工作制度，督促健全完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涉及性侵害違法犯罪人員入職前查詢和從業限制等制度機制。

　　中小學發生校園欺凌、性侵未成年學生事件，與多方因素有關，包括對學生缺乏安全教育、法治教育；沒有健全的應對機制，有的學校在事發后，不是第一時間報告、報警，而是為維護學校所謂的聲譽而加以掩蓋，勸家長私了；處理違紀、違規學生時無明確規定和程序，進退失據，一些教師不敢惹、不愿管“熊孩子”。這都要通過加強法制教育與規則、制度建設來解決。設立法治副校長就是重要的抓手。

　　法治副校長要給學生上法制課，但更重要的則是在校內完善相關規則、制度。比如，對于教師普遍反映的不知道怎樣實施懲戒權的問題，法治副校長就可發揮重要作用。我國明確教師有教育懲戒權，因此，明確懲戒教育與體罰、變相體罰的界限，明確相關細則與程序，就極為重要。這方面，法治副校長作為法律專業人員，就會給出專業建議。

　　對學生進行法治教育，就應在處理學生違規違紀時，按照規范的程序進行。老師在發現學生違反校規后，不能自行處理，而需報告學校學生事務中心，由事務中心進行調查，根據調查結果做出初步處理，學生對處理不服，可申訴，再組成申訴委員會進一步調查、處理。

　　這一按規范程序進行的調查、處理過程，本身就是對學生的法治教育。對教師違反師德規范的調查、處理也是如此。法治副校長要推進學校完善這樣的調查、處理機制，由此提升學校的整體治理水平，這也是學校實行現代治理的重要內容。 （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