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爍 張繼偉 王豐）9月中旬，一年一度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年會在新加坡召開，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此次成為最耀眼的媒體“明星”之一。

　　無論是年會外圍研討會上的主旨發言、會議間隙的茶歇、周小川與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的私人晚宴，還是中國代表團應各國記者“強烈要求”而為周小川專門舉辦的一場記者招待會，都成為世界媒體尤其是中美兩國媒體關注的焦點。

　　來自各大財經新聞通訊社的記者們自嘲：他們已經成了不折不扣的“狗仔隊”。為了從這位中國央行行長口中得到只言片語，他們動輒在閉門會議的會場門口一站三四個小時，或是在周小川下榻的酒店門口苦候到深夜。與參會的保爾森、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等不同的是，周小川身邊沒有令人望而卻步的保鏢，而且他和藹可親，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對記者基本是有問必答。

　　人們最關注的問題，仍舊是人民幣匯率。在年會前的幾個星期，貨幣市場對“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可能增加”的期待日益強烈；美國新任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即將于新加坡年會后對中國首次訪問，也令市和媒體強烈關注中國政府可能借此機會出臺的任何政策微調或是口徑變化。

　　在9月16日上午的一場論壇上，周小川受到了“客氣的圍攻”：同臺演講的數位專家學者在肯定中國經濟發展和金融改革成果的同時，一致表示中國應該加快金融改革尤其是匯率制度改革的速度。

　　其中，一向以“口無遮攔”著稱的美國克林頓政府財政部長、前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薩默斯的言辭尤為犀利。他說，在“過晚或過早放棄固定匯率制度”兩者之間，前者為相關國家帶來的負面影響要大得多；如果起初抵制改革，而最終在巨大壓力之下被迫改革，“那肯定是太晚了”。

　　薩默斯還說，人們對于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匯率改革的經驗教訓，存在著兩種解讀：其一是，在市場已有強烈預期的情況下，對貨幣進行大幅升值，會造成通貨緊縮，真實利率極低，為相關國家帶來嚴重問題，因此并不可取；另一種解讀則是，在一個生產力高度發達的經濟中，如果逆市場力量而行，強行操縱匯率，反而會造成資產價格膨脹和不可持續的信貸擴張。

　　“我個人的看法是，第二種解讀更加準確，對當前的中國政策有相當大的意義。”他說。

　　也正借此論壇機會，周小川回應了各方的質疑，并闡述了中國金融改革的走向和政策考慮。他在演講中表示，“中國的政策是清楚的：我們正在逐漸移向更加靈活的匯率機制”；在具體的改革步驟上，中國選擇的則是漸進式改革。

　　“我的理解是，在從‘盯緊美元’的匯率制度向所謂‘有管理的浮動制度’轉化的最初階段，‘貨幣籃子’的問題可能更加重要；但在隨后的階段，貨幣市場的供求關系則會起更加重要的作用。”

　　誠然，人民幣匯率所系之大，絕不僅是匯率本身，更與中國金融和經濟改革的全局正相關。正是在此次新加坡年會上，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中國也作為“新興市場國家”的代表之一，引起多方矚目。

　　周小川于今年相繼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可持續長期融資委員會成員、世界銀行增長與發展委員會成員、國際清算銀行董事，正清楚地反映了中國在世界金融體系中正在增強的影響力。

　　國際會議期間，畢竟時間有限。記者記者在赴新采訪歸來后，針對國內外關心的涉及中國金融市場全局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再請周小川發表見解。

　　9月21日，周小川在北京再與保爾森及隨訪的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格倫哈巴德會晤。次日下午，在北京市復興門外大街央行總部大樓九層的辦公室里，周小川接受了本刊專訪。

　　以下為采訪摘要。

　　建設有效的金融市場

　　“金融市場的國際合作空間會比以前大家想象的要大”

　　記者：中國近年來啟動了規模宏大的各項金融改革，在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新加坡年會上引起很大的關注。您認為，下一步金融市場改革和發展的重點何在？

　　周小川：有效的金融市場可以優化資源配置，為經濟穩定發展發揮重要作用。從這個角度看，要加強建設有效的金融市場。

　　對金融市場的劃分可以有多個角度。從市場內容看，金融市場大的分類包括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從工具角度看，可以劃分為股票、債券、票據、外匯、黃金、衍生工具等市場。

　　有效的金融市場，必須要有一定的深度和寬度。沒有深度，定價就難以準確；沒有寬度，市場提供的金融產品過少，則不能滿足經濟發展需要。比如說，如果各類經濟主體對外匯有套期保值的需要，外匯市場就要提供更多可供選擇的交易品種。

　　有效的金融市場，要求市場參與主體的健康化。這就涉及到金融機構微觀機制改革和金融機構自身在內部風險控制、交易制度、道德操守等方面的改革和完善。例如，當前我國銀行間市場的交易量很大，具有一定的金融深度,但參與機構還需要衡量交易對手風險和交割清算等操作性風險，切實加強內部控制，防御信息不對稱帶來的后果。這些都要求市場參與主體更加健康化。

　　記者：如何看金融市場是否有效？

　　周小川：有效的金融市場，體現為對資源有效配置，為經濟健康發展提供服務的效率。當前，金融市場為國民經濟實體服務的意識和能力還不夠，有效配置資源的能力還不強,有時還強調市場參與者為局部目標服務。

　　另外，市場的效率體現為市場參與者能為客戶設計出更多、更符合需求的產品并加以交易。現在我們金融市場中的工具仍較少，對此企業有抱怨。由于市場比較淺，價格有時會比較離譜。金融市場的創新能力還比較弱，產品設計能力還不夠強。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可兌換進程，我國金融市場面臨來自國際金融市場的競爭壓力。如果自己拿不出更好更多的產品，企業可能跑到境外市場去交易。

　　之所以現階段還難以完全做到根據客戶需求設計、創新金融產品，原因之一是市場發育還不成熟，市場深度和寬度都不夠。另一個原因是市場主體。如果金融機構問題還比較多，內控還不行，資本還不夠充足，微觀機構沒調整好，一創新也許就要出亂子。所以，在過去那種情況下，事實上是不鼓勵金融創新的，引進、消化、吸收也很慎重。目前，情況正在發生積極的變化，但距離通過創新來滿足經濟和客戶需求的目標仍很遠。

　　也不是一說創新就撒開手，而是要在市場主體、市場制度、市場建設到一定程度的基礎上逐步推進。

　　記者：建設有效的金融市場，國際合作在多大程度上能發揮作用？

　　周小川：金融市場的國際合作，與經濟全球化密切相關。假如一個經濟體比較獨立封閉，對外交往比較少，貨幣也不可兌換，那么，也許可以做到按照自己的節奏和意愿來獨立設計本國金融市場發展。但問題在于，中國不是這種情況。當前經濟全球化發展速度很快，中國外向型經濟比例很高。進出口與GDP的比例接近70％，每年外商來華直接投資（FDI）五六百億美元，中國的資本輸出量也在快速增長。

　　金融市場應該與工業部門一樣，不同國家之間可能取長補短，可以在這些方面有國際合作。我們已經看到金融市場正在發生國際整合。隨著金融電子化程度的日益加深，電子化交易產品的日益增多，金融市場的地理位置變得可以分割，金融市場之間的地理界線日益淡化。在上述變化中，金融市場的國際合作空間會比以前大家想象的要大。

　　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就提出“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貨幣”，后來遭遇亞洲金融風波沖擊，暫時不提可兌換；到十六屆五中全會，再次明確提出要“逐步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這是個漸進的過程。

　　對這個過程，國外同行的看法比我們自己可能還更積極些。這次在新加坡召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年會，一些人關心這個問題，一些國家央行行長開始提問是否可在儲備資產中放一部分人民幣。

　　【記者詮釋】

　　——此處所談“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正是金融創新的基礎。

　　金融市場的深度，涉及的是金融市場結構問題。金融深度不夠，往往體現在金融市場的壟斷或寡頭性質上，這就會造成價格扭曲；而金融市場的寬度，體現在金融市場所能提供的金融工具數量和種類上，這就與金融機構對市場的反應程度高度相關。由此，宏觀面的改革開放，必然受制于微觀市場制度背景及其發展狀況。

　　金融業進一步對外開放

　　“我們要考慮開放金融等服務業有哪些長遠影響，要和中國的發展戰略綜合在一起考慮，最后就看平衡點在什么地方”

　　記者：WTO五年過渡期今年年底就結束了，外資進入中國金融市場的方式可能是多樣的。從國際經驗看，哪種模式最有利于金融業的發展？

　　周小川：如果說到模式，從國際經驗看，各種方式都有。也可以考慮區別對待。關鍵是要看風險控制狀況。

　　如果說到開放，中國政府很明確：我們在國際經濟格局中有一份責任，呼吁盡快恢復多哈回合談判，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中國政府著力促進全球貿易和投資自由便利化，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

　　記者：此次美國財長亨利保爾森訪華，仍然強調中國應進一步開放金融服務業，他主張這對中國來說也是一件好事。

　　周小川：大國之間經濟互補，才能實現各自的比較優勢。只有這樣，對外貿易和經濟合作才可能向前發展，否則就可能出現比較厲害的沖突。中國勞動力成本較低，技術人才儲備也不錯，基礎設施改善很快，信息產業發展也不錯，中國自然想發揮這些比較優勢。同時，中國也希望自己在金融等服務方面的水平有明顯提升。

　　——此文原載于財經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