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前后，毛澤東同志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過，社會主義經濟本身還沒有成熟，還在發展中，現在要寫出一本成熟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還是一件困難的事情。60年過去了，社會主義中國不僅取得了震古爍今的發展成就，而且以其對經濟制度的獨特創造和重大突破，寫出了一部熠熠生輝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所謂基本經濟制度，就是反映一個國家生產關系的基本制度規定，在整個經濟制度體系中具有基礎性地位。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在深入總結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經驗的基礎上，把“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一道確立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一重大理論創新，反映了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的認識達到一個新高度，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和發展實際相結合的偉大創造，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原創性貢獻。

　　一 基本經濟制度有何發展

　　經濟活動，概而言之，就是人們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一切物質資料的活動，對于人類生存和發展具有基礎性作用。馬克思、恩格斯對未來社會的設想，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剖析和批判之上，認為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資料私有制是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這一矛盾只有資本主義制度消亡才能消除。在此基礎上，他們作出了預測性的描述，社會占有、計劃調節、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的三大基本特征。

　　蘇聯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最早把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付諸行動的實踐者。起初階段，他們結合自身實際作了很多有益探索。比如，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新經濟政策等，對鞏固新生蘇維埃政權、發展社會主義經濟，起到了積極作用。但逐漸走向僵化，把社會主義機械地概括為“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形成了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使蘇聯社會主義經濟逐漸失去活力，很長一段時間都處于緩慢發展甚至停滯不前的狀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蘇聯一度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僅次于美國，但后來被日本超過。經濟體制僵化，成為導致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

　　新中國成立后，我們迅速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本經濟制度，在分配領域實行按勞分配，經濟體制采用計劃經濟，使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在短時間內取得了顯著成效。但對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東方大國怎樣發展社會主義、實行什么樣的經濟制度，我們沒有完全搞清楚，實踐中，片面追求“一大二公”、搞平均主義、指令性計劃生產，導致社會生產力長期發展緩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

　　改革開放忽如一夜春風來，吹皺了經濟制度的一潭池水。從小崗村“大包干”打破堅冰到個體私營經濟蓬勃發展，從“星期日工程師”到票證進入歷史博物館，從“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這些建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礎上的制度改革舉措，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促進了中國經濟的騰飛。這也使我們認識到，社會主義所有制和分配方式并不是越純越好，計劃和市場都只是手段，經濟制度必須立足于我國的發展實際。

　　黨的十八大以來，基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我們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認識更加深化，實施了許多影響深遠的重大制度改革。比如，農村土地“三權分置”改革，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破解西方所謂“公地悲劇”的基礎上，把經營權從承包經營權中分離出來，實現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讓閑置撂荒的土地流轉起來，適應了現代農業規模經營發展的需要，為世界土地制度提供了一種全新選擇。再比如，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改為“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讓“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各司其職、相互配合，實現了對政府和市場關系認識的重大突破。可以說，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在基本經濟制度上的重大創新，是我們黨帶領人民在經濟建設中不斷探索、深入實踐的智慧結晶。

　　回顧70多年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形成過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既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母版”的簡單套用，也不是蘇聯模式“翻版”的復制粘貼，更不是西方資本主義“模板”的削足適履，而是把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和中國發展實際相結合創造出來的“新版”，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豐富發展貢獻了中國方案。

　　二 基本經濟制度必須堅持

　　近年來，“混改”成為我國經濟領域的一個熱詞。它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簡稱，目的就是推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不同性質的資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使不同成分的資本取長補短、共同發展，推動生產資料的優化配置，增強國民經濟的活力和效率。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占主體的基本框架下，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是新形勢下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具體體現，是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實現形式的重大創新。

　　基本經濟制度是一個國家占主導地位生產關系的總和，必須與這個國家的發展階段相適應。多年來，我們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作為基本經濟制度。這次全會在此基礎上，把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為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重要創新和發展。

　　這3項基本經濟制度相互聯系、相互支持、相互促進，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起著規范方向的作用，對經濟制度屬性和經濟發展方式具有決定性影響。它們猶如3個支點，共同支撐起社會主義經濟的主體框架。推進新時代經濟改革發展，必須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提供制度遵循。

　　“兩個毫不動搖”缺一不可。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的關系，不是誰吃誰的關系，而是誰也離不開誰的關系，兩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共生關系。近年來，黨中央、國務院既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不斷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的活力。在公有制經濟方面，出臺了國有企業改革“1+N”文件體系，“1”指的是《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N”指的是多個相關配套文件，為增強國有企業的實力和競爭力提供了政策保障；在非公有制經濟方面，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出臺《關于營造更好發展環境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的意見》，為民營經濟的繁榮發展注入了強心劑。這次全會《決定》把“兩個毫不動搖”的制度規定進一步體系化，為完善我國所有制結構奠定了制度基礎。

　　“兩種分配方式”同時并存。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按勞分配是基本原則，也允許和鼓勵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等其他生產要素參與分配，實現效率和公平的有機統一。這次全會把“數據”增列為生產要素，反映了數據對提高生產效率的乘數作用凸顯，數字經濟對引領新興產業發展極為重要。另外，全會對發揮再分配的調節作用、規范收入分配秩序、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作出了明確部署，在“做大蛋糕”的同時“分好蛋糕”，讓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兩只配置之手”相得益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活動的一個根本問題，就是如何有效配置資源。其中起作用的主要有兩種手段：一個是市場，被稱為“看不見的手”；另一個是政府，被稱為“看得見的手”。這兩只手的關系一直是市場經濟的核心問題，西方國家搞了幾百年也沒有很好解決，古典自由主義、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輪番登場，都沒有從根本上處理好。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的結合是一個偉大創造，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講過，西方經濟學家也認為不可能。但我們很好地把“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結合起來，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認識實現了重大突破，既讓市場這只手充分施展，推動資源配置實現效益最大化、效率最優化，又讓政府這只手收放自如，不缺位、不越位。這次全會明確提出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在更寬領域和更深層次上，為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三 辯證看待當前經濟形勢

　　股市是經濟的“晴雨表”和“風向標”，經濟活動的風吹草動，都會在股市上有所體現。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2020年第一季度，全球資本市場遭遇重挫，歐美股市出現了近40%的跌幅，甚至有的國家在短期內連續出現歷史罕見的4次熔斷，讓世人為之錯愕。反觀中國股市，雖然也有波動起伏，但總體上平穩，展現出較強韌性和抗風險能力，被一些國際金融人士譽為未來全球資本的“避風港”。中國股市穩定的背后，是我國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基本趨勢的強力支撐。

　　客觀地講，疫情對經濟活動的影響是明顯的。在全球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世界經濟深度衰退，國際貿易和投資大幅萎縮，產業鏈供應鏈循環受阻，大宗商品市場動蕩。就我國而言，疫情不可避免地對經濟社會造成了較大沖擊，使經濟活動受到抑制。從總需求角度看，2020年1—2月，我國消費和投資大幅下降，降幅均超過20%，受國外疫情的波及，外貿出口下降15.9%，拉動需求的“三駕馬車”都略顯疲軟；從總供給角度看，三次產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交通運輸、旅游、餐飲住宿、娛樂文化、商貿會展等服務業受沖擊最大，疫情期間78%的餐飲企業營收損失達100%以上。據國家統計局初步核算，2020年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為206504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下降6.8%。應該說，在疫情的影響下，我國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給完成今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帶來困難和挑戰。

　　但綜合起來看，我國經濟社會大局保持穩定，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和內在向上的趨勢沒有改變，疫情對我國經濟的沖擊是短期的、外在的，總體是可控的。作出這樣的判斷，是有科學而充足的事實依據的。

　　我國經濟家底豐厚，抗沖擊力強。經過70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我國經濟已經成長為“巨無霸”，擁有超級體量和足夠韌勁。現在，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接近100萬億元，按年平均匯率折算，占全球經濟的比重超過16%，外匯儲備連續14年居世界第一。我國還是全球第一的制造業大國，是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220多種工業產品產量居世界第一。我國經濟的規模性、生產制造品類的齊全性，使外生沖擊難以撼動經濟的長期發展趨勢，更為疫情防控提供了充足“彈藥”。

　　我國經濟潛力十足，回旋余地大。我國正處在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進程中，每年有大量的農業人口進城落戶，中等收入群體不斷擴大，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所產生的需求是全面的、巨大的、持久的。我國擁有14億多人的消費市場，國內儲蓄率高，人力資源豐富，蘊藏著巨大的消費潛力和創新創業潛能，為經濟持續增長提供了強勁動力。

　　我國經濟調控有力，政策工具多。我國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夠將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和市場經濟的活力結合在一起，并不斷優化這個組合，使政府和市場的作用都得到有效發揮。在疫情面前，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空間和手段是十分充足的，財政和金融貨幣體系等抗風險的韌勁強，有足夠的政策工具，可以有效地對沖疫情的沖擊和經濟下行的壓力。

　　因此，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是由我國經濟基礎、發展潛力、體制機制、宏觀政策等多種因素共同決定的，是長期起作用的基本格局，不會因疫情沖擊這種短期因素而發生改變。從現實情況看，隨著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我國經濟已經呈現復蘇勢頭，逐漸回歸正常發展軌道。

　　四 中國經濟如何化危為機

　　困境之中往往會萌發新生事物。疫情之下，許多傳統的經濟產業受到嚴重影響，但也催生出一些新興經濟業態。“迅萌下單”“官員帶貨”火爆刷屏、“指尖交易”“云端銷售”蔚然成風、“宅經濟”“夜經濟”迅速崛起、“新基建”“新消費”引領風潮……這些令人目不暇接的新經濟模式逆勢增長，成為疫情期間的一抹亮色，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了新的增長點。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危和機總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機。”任何事物都是在矛盾的對立統一中發展的，在化解矛盾中實現螺旋式發展。人類發展歷史一再表明，順境中有挑戰，逆境中有機遇，挑戰和機遇可以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關鍵是要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善于把握時機，積極創造條件，促進事物朝好的、進步的方向發展。

　　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們來說是一次危機，也是一次大考。只要我們保持迎難而上的信心和勇氣，變壓力為動力，善于化危為機，有序恢復生產生活秩序，扎實做好“六穩”工作，全面落實“六保”任務，加大政策調節力度，把我國發展的巨大潛能和強大動能充分釋放出來，就能夠如期完成決戰決勝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化危為機，“機”從強產業來。產業是經濟的骨骼，支撐起國民經濟的整個肌體。目前，我國企業已基本復工復產，接下來的重點是落實好相關保障措施和支持政策，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積極推進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加大科技創新力度，積極發展智能制造、在線消費、醫療健康等新興產業，推動生物醫藥、醫療設備、5G網絡、工業互聯網等加快發展，提升我國在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中的地位。

　　化危為機，“機”從擴內需來。近幾個月來，不少地方給當地居民發放消費券，通過政府引導和商家促銷相結合的方式，刺激消費回暖，效果十分明顯。必須采取有效措施，盡快把被抑制、被凍結的消費釋放出來，把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費、升級消費培育壯大起來，使實物消費和服務消費得到回補。加快在建、新開工和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加強用工、用地、資金等要素保障，優化投向結構，注重調動民間投資積極性，發揮有效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

　　化危為機，“機”從穩外貿來。當前，全球許多國家的疫情仍在蔓延，世界經濟將會更為糟糕，我國在外貿壓力猶存的情況下，又面臨更嚴峻的挑戰。必須用足用好合規的外貿政策工具，開拓多元化國際市場，穩定國際市場份額，穩住外貿基本盤。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必須保障外貿產業鏈供應鏈暢通運轉，全力維護全球產業鏈安全。落實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繼續優化營商環境，增強外商長期投資經營的信心。

　　化危為機，“機”從激活力來。微觀主體是市場經濟的細胞。目前我國各類市場主體已達到上億級，它們活力充足，既是經濟景氣的“信號燈”，又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2020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對激發微觀經濟活力提出了明確要求。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實現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加大對民營經濟、勞動密集型行業和中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充分發揮企業家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激發他們干事創業的熱情和勁頭。

　　“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中國經濟不是一個小池塘，而是一片汪洋大海，有著容納百川的寬廣胸襟和激濁揚清的強大力量。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光輝照耀下，中國經濟大海的浪潮澎湃奔涌，必將沖破絕壁的阻擋奪隘而出，奔向更加遼闊更加壯美的海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