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新忠 華中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農業科教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主任

　　隨著2020年脫貧攻堅目標的實現，我國將進入后扶貧時代。為鞏固“十三五”時期脫貧攻堅來之不易的成果，防范農村貧困地區及其貧困人口脫貧之后返貧，不斷提高農村貧困地區的發展水平，真正實現“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貧困地區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幅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指標接近全國平均水平”，我國政府亟需在后扶貧時代持續提升鄉村治理能力。

　　后扶貧時代鄉村治理亟需提升經濟促進能力

　　經濟脫貧是扶貧脫困的顯性表現，經濟返貧則是扶貧失效的突出反映。因此，作為鄉村治理之基，經濟穩定是治理開展和維系的根本保障。在快速發展的現代社會，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增多、變數增大，對農村經濟而言尤為如此。例如，河南省濮陽市濮陽縣西辛莊村在李連成書記的帶領下，雖然建成了全國文明村，成為今天農村發展的學習楷模，但其村莊經濟發展也并非一帆風順，而是經歷了諸多波折。靠種植大棚蔬菜發家致富的李連成當選西辛莊村支部書記后，帶領全村農民發展蔬菜大棚走上了富裕路；當周邊蔬菜大棚飽和、種植大棚蔬菜效益變低后，李連成帶領村民創辦股份合作制企業再生紙廠，實現了家家有股、戶戶分紅；當造紙企業對環境污染的弊端顯露后，李連成帶領村民在村里規劃建設了占地3000畝的電光源工業園區，一度使全村工業企業總資產超過5億元，實現產值3.2億元，利稅4500萬元；當村里電光源產業響應縣里產業集群發展號召、搬遷到縣城工業園區后，李連成又帶領村民籌資9000萬元蓋起了一座高標準的民生醫院，以股份制引進人才和技術，使其成為濮陽市最先進的醫院。西辛莊村發展的經驗告訴我們，沒有不變的村莊經濟，提升經濟促進能力是鄉村治理應具備的第一能力，是后扶貧時代根治貧窮的第一要素。

　　后扶貧時代鄉村治理亟需提升黨委執政能力

　　基層黨委政府是農村發展的旗幟，是拉動村莊經濟、穩定村莊秩序的“頭雁”。是否擁有執政公心，是否具備不斷催生經濟活力的本領，這是基層黨委政府能否永葆先進性、能否振興鄉村的關鍵。例如，河南省新鄉市獲嘉縣照鏡鎮樓村在村黨委書記許福卿的帶領下，“兩委”班子成員依靠公心和群眾智慧，發展集體經濟和鄉村文化，將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村莊建設成為全國文明村，村內群眾安居樂業，各項事業蒸蒸日上，連續多年企業產值和利潤以每年40%以上的速度增長，實現利潤占獲嘉縣企業總利潤的近60%。在樓村，村干部工資不能高于村企業廠長經理的工資，村企業廠長經理的工資不能高于一線工人的工資。許福卿將縣政府獎勵他個人的桑塔納轎車捐給村辦企業，不允許自己的子女在村里做事，率先做到“身不懶、嘴不饞、財不貪、心不偏”，干部不經商辦企業。實踐證明，以許福卿為首的村兩委干部“政治上堅定、經濟上干凈、作風上過硬、業務上精通”是樓村成功的秘訣。在后扶貧時代，為防止貧困反彈，我國鄉村治理亟需提升基層黨委政府的先鋒能力，培養一大批像許福卿那樣既有不斷催生經濟活力本領又有執政公心的村干部，從而幫助廣大農民阻斷貧困延續，書寫新時代社會主義鄉村振興的新篇章。

　　后扶貧時代鄉村治理亟需提升文化凝聚能力

　　農村發展的最優模式是內生發展，而內生動力來源于農村人才。在后扶貧時代，為吸引和留住農村人才，我國鄉村治理亟需提升文化凝聚能力，鼓勵熱愛農村事業的有志青年來到農村、住在農村、為農村發展獻智獻力。在這方面，我國城郊結合部的一些典型村莊利用自身優勢進行了很好的嘗試。其通過建造高品質公寓，建設配套公共設施，營造宜居美好環境，吸引大批熱愛農村的青年定居于村莊，使村莊發展形成了良性循環。然而，就我國大多數農村而言，經濟相對比較落后，產業以農業為主，效益比較低下。舉例來說，歐洲農民生產5000公斤蔬菜和水果為自己帶來的收入遠遠高于中國農民生產5000公斤蔬菜或水果所增加的收入。我國農村各村莊地理位置相對偏僻，交通設施相對落后，環境臟亂差現象突出，學校、醫院等公共設施更是多殘缺不全，產業鏈不發達，工作機會少，子女成長受局限，很多大學生不愿委身于此。此外，即使在農村，大多村民在價值觀上也認為農業、農村和“泥巴”“土氣”等混為一體，與先進的工業、信息產業無法相比，與城市富裕生活相去甚遠，向現代文明邁進艱難而漫長。在此傳統社會價值觀支配下，不少學生和家長認為農業就是種地，農民都會，沒什么學問；學農后還要侍弄農業，不體面，沒前途。于是，大學生務農為很多人所瞧不起，脫離“農”字成為一代又一代農民的夢想。為此，我國鄉村治理要不斷提升文化凝聚能力，創造吸引和留住人才的物質文化條件和精神文化氛圍，增強大學生在農村建功立業的安全感和滿足感，這樣才能在后扶貧時代獲得鄉村自我內源式發展的永續動力。

　　后扶貧時代鄉村治理亟需提升生態維護能力

　　原本山清水秀的農村如今一些地方環境污染非常嚴重，我國后扶貧時代亟需通過提升鄉村治理的生態維護能力來促進農村未來的可持續發展。我國農村環境污染主要表現為生活垃圾污染、牲畜糞便污染和農業面源污染三方面，尤其以農業面源污染最為嚴峻。目前，我國是全球最大的農藥、化肥生產國和消費國，塑料薄膜使用量亦居世界首位。根據數據可得性與可比性，我國農藥使用量由2006年的153.71萬噸增至2015年的178.30萬噸；化肥使用量由2006年的4927.69萬噸增至2015年的6022.60萬噸；塑料薄膜使用量由2006年的184.55萬噸增至2015年的260.36萬噸。2015年我國水稻、玉米、小麥三大糧食作物化肥利用率為35.2%、農藥利用率為36.6%、塑料薄膜回收率為30%，約有70%左右未得到利用，比發達國家低15%—25%。未利用的部分造成了大氣質量下降、水體富營養化、土壤肥力下降，進而影響了初級農產品質量和持續增產。在后扶貧時代，振興鄉村、做強農業現代化，我國鄉村治理亟需提升生態維護能力，建立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保障我國農業農村可持續發展。

　　后扶貧時代鄉村治理亟需提升城鎮整合能力

　　隨著一二三產業日漸深度融合，城鄉一體化是未來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未來我國農村村莊將順應產業發展而重新布局，實現新型城鎮化。2012年4月18日，河南省西辛莊村黨支部書記李連成在“西辛莊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研討會”上提出成立“村級市”的構想；同年5月8日，西辛莊“村級市”舉行掛牌儀式。這個當時看似笑話的村級市實際上與英美等國家僅有幾萬人的小城市相仿，也與其擁有近30家企業、近萬勞動力、位列濮陽市八大村級工業園區之首的發展實力相匹配。在鄉村振興過程中，我國在農村重點布局和建設了一部分城鎮，使其成為拉動地方經濟的新引擎。在后扶貧時代，我國鄉村治理應繼續圍繞產業鏈及其延伸趨勢，大力提升城鎮規劃、布局和整合能力，建設和形成新興城鎮群，使之成為我國經濟的增長點，成為更多有志青年的身家安居所和才華展示場。

　　來源：《國家治理》周刊  原文責編：司文君 / 董 楠

　　專題：決戰決勝脫貧攻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