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一次相對集中和完整的表達，《共產黨宣言》（以下簡稱《宣言》）對于我們理解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基本圖景具有重要意義。就中國人而言，對于《宣言》的閱讀、理解、接受和踐行，首先得益于陳望道翻譯《宣言》。今年是陳望道首譯《宣言》100周年，《宣言》的翻譯不僅為國人理解和傳播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基本的文本載體，更是在實踐的意義上為中國的社會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現實方向。

　　重溫《共產黨宣言》首譯的歷史意蘊

　　20世紀初的中國處于民族危亡之際，各種思潮在中國大地上暗流涌動，意圖有效地介入中國的社會變革。“中國往何處去？”成為無數志士仁人共同面對的最大現實問題。1920年，陳望道首次翻譯了《宣言》，這一創舉使我們看到了中國共產黨早期代表人物傳播馬克思主義、探索國家命運的艱難歷程。陳望道在浙江金華老家的柴屋，通宵達旦、廢寢忘食翻譯《宣言》，至今還流傳著“真理的味道有點甜”的故事。《宣言》所揭示的真理，即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一般描述和對現代社會的基本診斷，為我們理解身處于其中的世界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參考。當時的中國是一個相對封閉落后的國家，與《宣言》所描述的現代社會還相差甚遠。《宣言》通過對世界歷史和現代社會的描述，以理論的方式讓我們先行體會到了現代社會的一般特征及其存在的基本問題，為反思中國社會現狀并探索新的社會形態和新的文明類型提供了理論基礎和現實方向。

　　因此，陳望道首譯《宣言》對于中國的社會變革而言，堪稱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為我們提供了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把鑰匙。《宣言》翻譯一年之后，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宣告成立。可以說，《宣言》是中國共產黨人最初的也是最根本的理論資源，為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建黨和思想建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障。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說，“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總是決定于理論滿足于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宣言》首譯及其所帶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和實踐，既是一個理論事件，也是一個現實行動。一方面，它積極介入并參與當時諸多“主義”和思潮的理論斗爭，另一方面，它又以理論的方式參與到了對現實的理解和改造之中。

　　注重《共產黨宣言》的時代價值

　　《宣言》首譯百年，我們不僅要闡明其所帶來的現實效應，同時還應更加注重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理解，以尋求其中所蘊含的超越具體內容的普遍意義。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的德文版序言中曾經說到，“隨時隨地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就當代中國的社會存在而言，《宣言》的時代價值可以從兩個方面來闡釋：一方面是方法論上對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啟示，另一方面是在實踐上如何更好地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

　　首先，《宣言》對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建構的方法論啟示在于告別“拿來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致力于以社會存在為基礎的理論建構，這尤其體現在對德國的或“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批判“德國的社會主義”直接照搬法國的社會主義文獻，批判其忘記一件事情，即“在這種著作從法國搬到德國的時候，法國的生活條件卻沒有同時搬過去”，這意味著“法國的文獻完全失去了直接實踐的意義”。當然，馬克思、恩格斯并沒有否認法國理論的價值，關鍵問題在于“直接實踐”。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直接實踐”這種“拿來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做法是不可行的，核心環節在于要實現理論的“轉化”，在于要與社會存在形成有效的結合。而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程來說，這個“轉化”與“結合”的重要前提表現為立足于社會存在的理論創新和思想解放。

　　理論創新一直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在要求。早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就說到，“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未來的發展和變化，只應該也只能說出個大的方向，不應該也不可能機械地規定時日”。這其實就是在方法論上講清楚要跳出“教條主義”。1938年，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作了《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強調中國共產黨必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原則，反對“教條主義”，倡導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具體實踐，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正是理論創新所帶來的理論突破，為探索社會發展之路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視野，成就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造就了中國獨特的社會存在與話語體系，同時也造就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成為中國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解放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前提。解放思想就是要跳出認識世界、理解世界的傳統模式。只有新的思想能夠看到新的社會現象和社會存在，或者說，新的思想能夠“理解”新的現象和社會存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是與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實踐聯系在一起的，這個過程的核心就在于我們不斷地通過解放思想而接納新的事物。如建設經濟特區、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設立自貿區等，這些新事物在一定意義上促進了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的社會經濟發展。就今天而言，解放思想更多時候體現為自我革命的勇氣。要解放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跳出“教條主義”，從各種已有的規定中再度解放出來，從各種已經取得的成就中再度解放出來，從各種已經形成的頑固思維觀念中再度解放出來。只有不斷地解放思想，我們才能發現和接納社會中的新現象，并且將這種新現象塑造為促進社會發展的一個環節或者契機。

　　其次，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對各種“社會主義”的批判，為我們今天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提供了現實參考。社會主義是一個現代論題，按照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的說法，其一定是在現代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替代性方案。當今中國，在經過40多年改革開放歷程之后，社會經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社會存在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對社會主義的討論也要立足于今天的“社會生活條件”，不能只停留于過往，更不能抽調具體的社會歷史內容來抽象地談論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與世界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過程，這個“結合”的過程就是不斷地以現有的基礎和條件來探索社會主義在中國得以有效實現的路徑。因此，對于社會主義的討論，要像《宣言》中對各種“社會主義”的批判一樣，不能有時停留于過去的價值觀，有時站在機會主義的立場上，有時幻想著“拿來主義”的便捷。這些討論方式都脫離了馬克思、恩格斯所強調的社會存在的基礎地位。

　　縱觀《宣言》在中國傳播的百年歷程，中國的社會存在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取得了豐碩的理論成果。當前，對于《宣言》首譯百年的最好紀念，就是要在《宣言》中尋求理解現代社會的基本原則，并立足當代中國的社會存在，使其更好地服務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進程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作者系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作者簡介

　　姓名：林青 工作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