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海燕（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院長、教授）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以下簡稱“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是香港由“大亂”重新走向“大治”的開端，為香港走向持久繁榮和長期穩定提供了堅實的法治保障，也是“一國兩制”偉大實踐的又一個濃墨重彩的篇章。從刑事法律視角來看，該法呈現出鮮明的創新特點。

　　　法律創新，彰顯中央“刮骨療毒”決心

　　以非常之法律創新，應對非常之局。

　　香港國安法是一部融合了刑事實體法和刑事程序法，并且兼有組織法等其他類型規范的綜合性法律。就這部法律的刑事內容部分而言，它是我國第一部由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專門適用于我國特定地域的特別刑法。這種立法模式和立法體例，在以往的立法中沒有先例，豐富了我國的立法實踐，是我國在維護國家安全立法方面的一次大膽創新，不拘成法、不落窠臼，令人耳目一新。

　　我國立法機關在香港國安法上的大膽創新，充分說明了過去一年里香港局勢的復雜性、嚴重性，中央不得不以刮骨療毒的決心，謀求香港大亂之后的大治，也說明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刑事法律要責無旁貸，挺在前面，為維護國家安全構筑堅實的法律防線。

　　充分保障港人各項權益和自由

　　香港國安法既明晰了國家安全之紅線，同時也充分尊重和保障了人權。在和平時期，用刑事法律手段捍衛國家安全，一直是國家安全工作的重要內容。香港國安法的另外一個意義就是，它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國家安全正式納入我國總體國家安全體系中。

　　從過去一年香港的局勢來看，我國的內部安全和外部安全、國土安全和國民安全、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都受到了危害，這是非常罕見的。“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針石之所及也”。為此，香港國安法第三章規定了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罪、恐怖活動罪、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四個罪名，為國家安全劃定了清晰的紅線。罪狀表述明確具體、法定刑配置合理有力，有利于發揮香港國安法的規范指引功能，為法官的裁判提供了明確的規范指引，并為社會公眾的守法行為提供確切的可預期性。

　　安全和自由是硬幣的兩面。香港國安法在明確國家安全的刑事責任的同時，亦將尊重和保障人權作為一項基本的立法原則貫穿始終。香港國安法第4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應當尊重和保障人權，依法保護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于香港的有關規定享有的包括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游行、示威的自由在內的權利和自由。”此外，香港國安法還明確了法治原則、罪刑法定原則、無罪假定原則、充分保障辯護權以及不受雙重危險原則等。這些原則及其相關的制度、規則充分說明香港國安法不僅是一部制裁法，還是一部保障法。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對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的制裁，正是為了保障全體香港人民更充分地享受各項權益和自由。

　　　可操作性強，一法助推香港穩定

　　涉港國安立法工作，以精準之法律施策，堅持有的放矢。立法的明確性和具體性，是罪刑法定原則和人權保障原則的具體要求，同時也提升了法律的可操作性。香港國安法規定的四個罪名主要比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相應條文，兩者罪名的很多表述都是接近或者一致的，例如香港國安法第20條第2款對分裂國家罪的法定刑幅度和刑種，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03條分裂國家罪的法定刑幾乎是一致的。此舉在立法技術上，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成熟的立法經驗可供參考，大幅節省了立法成本；在立法理念上，也是表明相同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行為，在中國的任何地域都會受到相同的處罰，沒有任何人、任何地域有例外；同時也表明維護國家安全，超越所謂地域、文化、生活習俗、歷史因素等影響，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

　　香港國安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相關內容之間也有一定的差異性。香港國安法對四個罪名的罪狀表述更加細致，四個罪名都明確列明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的具體方式，并且緊密結合香港地區的具體情況。例如顛覆國家政權罪就規定了四種行為方式，方便法官“對號入座”，也方便亂港人士“躬身自省”。本法第37條關于“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或者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的公司、團體等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實施本法規定的犯罪的，適用本法”的規定，以及第38條關于“不具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針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本法規定的犯罪的，適用本法”的規定，都具有明確的指向性，是對過去一年事態發展的總結與對此后類似事件之應對。縱觀香港國安法四個罪名的具體條文，明確了四類犯罪行為的具體表現，對首要分子和其他參加者設置了差異化的刑事責任，規定了自首、坦白、立功等刑罰獎勵措施，還規定了凍結財產、剝奪資格、吊銷執照等刑罰隨附效果，通過差異化、階梯性的法律反擊措施，貫徹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構筑不疏不漏的刑事法網。

　　總之，香港國安法立法依據充分，立法過程規范，是我國依法治國和“一國兩制”的有益實踐，是我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的一次有益創新。

　　《光明日報》（ 2020年07月12日 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