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末，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美多地暴發的同時，美國馬里蘭州德特里克堡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USAMRIID）悄然全面恢復了運行。值得注意的是，在疫情暴發前的去年8月，這所在歷史上劣跡斑斑的實驗室突然被要求關閉。

　　作為美軍曾經的生物戰研究基地，德特里克堡實驗室在上世紀中期不僅接手了侵華日軍731部隊沾滿數千人鮮血的生物戰資料，還曾研究并儲存了五花八門的致命生物武器，甚至被曝試驗進行精神控制的“洗腦術”。

　　1969年后，盡管德特里克堡的主業從“生物武器研究”轉向了“生物防御項目”，成為美國軍方唯一的P4生物實驗室，但卻陸續被曝出不少安全漏洞。這個擁有67種高危病原體（包括埃博拉病毒、炭疽、鼠疫等）的高級別實驗室，出現了炭疽病菌遭人為泄漏致死的嚴重事件，以及防護服破損、廢水違規處理等低級漏洞。

　　德特里克堡“邪惡的生物實驗室”形象也早已深入美國人心。在1995年的美國災難片《恐怖地帶》、2009年的電子游戲《虐殺原形》里，都提到或影射了德特里克堡從事生物戰研究的經歷。更為人所知的是美國國家地理頻道于2019年制作的同名劇《血疫》，借助這部劇，德特里克堡在1989年疑似雷斯頓型埃博拉病毒泄漏事件中起到的作用被推到臺前，劇中的主人公南希就供職于德特里克堡。

　　時至今日，圍繞這座臭名昭著的“暗黑實驗室”，爭議仍然不斷。

　　剛想瞌睡就有人送上枕頭

　　1942年初，在太平洋戰場上節節失利的美國為扭轉頹勢，發動了“杜立特空襲（Doolittle Raid）”計劃，首次轟炸日本本土，以此一洗珍珠港之恥。

　　據《日本時報》報道，在本土遭到轟炸后，日軍希望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反擊美軍，其中一項計劃便是將牛瘟病毒裝在高空氣球里，讓氣球隨著高空氣流漂洋過海，直擊美國本土。不過，由于擔心會遭到美國的毀滅性報復，日軍最終“慫了”。

　　盡管日軍暫時打消了對美國本土發起生物戰的瘋狂念頭，但是日軍對生物武器的研究并未停止。《華盛頓郵報》刊文指出，關東軍防疫給水部本部，即惡名遠揚的日軍731部隊在中國東北開展了包括人體試驗在內的各類生物戰與細菌戰研究，并在中國戰場投擲生物炸彈，炸彈中裝有感染霍亂弧菌的蒼蠅，造成數以萬計的民眾染病身亡。

　　震驚于日本進行的細菌戰，美國選擇與敵國沆瀣一氣。

　　經過考察后，美軍相中了馬里蘭州被廢棄的德特里克機場作為“美版731”駐地。這里坐擁地利之便：既地處偏僻“與世隔絕”，又離華盛頓特區和美國化學戰研究所——艾奇伍德兵工廠（Edgewood Arsenal）不遠。當然，經過近80年的發展，如今的德特里克早已不再是當年那般荒蕪。

　　1943年，德特里克機場正式停止運營。同年，聯邦政府購買了機場周邊更多土地，并將其更名為“德特里克營地（Camp Detrick）”。一番大興土木之后，美國陸軍生物戰爭實驗室（USBWL）拔地而起。

　　德特里克，成為了二戰期間美國生物戰的研究中心。

　　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臺（NPR）報道稱，二戰期間，德特里克共有4個生物制劑生產廠。1944年，陸軍生物戰爭實驗室在完成模擬測試后，準備為美軍生產100萬枚炭疽炸彈，它被認為是其最重要的生物武器，致死率較高。不過在次年，二戰結束，美軍取消了這筆訂單。

　　雖然二戰結束使得美軍不再迫切需要生物武器這種“大殺器”（當然，也因為美國擁有了更大的殺器——核武），但是美軍在這一領域的野心并沒有湮滅。

　　剛想瞌睡就有人送上枕頭。這個人，正是手握大量資料、試圖逃避戰后的審判的日軍731部隊頭目——石井四郎。

　　美國《國家利益》雜志刊文指出，為免于一死，石井四郎和美軍達成了一項“交易”：交出他通過活體試驗取得的所有研究數據，換取自己和手下的科學家免受戰爭罪起訴。

　　在美國生物武器計劃的負責人看來，731部隊有關生物戰的研究數據“絕對是無價的”。

　　在獲得石井四郎的研究資料后，德特里克陸軍生物戰爭實驗室發展迅速。NPR的報道指出，上世紀50年代，生物武器計劃是五角大樓最機密的項目之一，該項目的重點在于研發可對付敵軍以及動植物的生物制劑。

　　瘋狂的生物研究

　　1956年，德特里克營地首次被聯邦政府指定為和平時期進行生物研究的永久性研發設施，并更名為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該設施的任務是繼續進行生物學研究，使得美國的生物戰水平保持世界領先地位。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美軍在德特里克堡開展了一系列駭人聽聞的試驗，如美軍在一項生物戰計劃中試圖通過飛機或直升機釋放攜帶黃熱病病毒的蚊子，來攻擊敵國。資料顯示，德特里克堡當時每月能夠生產50萬只攜帶黃熱病病毒的蚊子，而美軍對此還不滿足，計劃將這一數字提高到驚人的每月1.3億只。

　　除了把“無孔不入”的蚊子當作武器，德特里克堡還研究了許多可用于摧毀作物或樹木的病原體，甚至研制了多種生物毒素并在紐約等本國人口稠密的大城市進行模擬作戰試驗。

　　《紐約時報》1975年披露稱，美國國防部一位名叫桑塞尼（Charles Senseney）的工程師表示，自己曾參加過德特里克堡陸軍實驗室對紐約的“脆弱性研究”，該研究旨在測試生物戰的危險性。

　　桑塞尼聲稱，德特里克堡的工作人員受美國陸軍和中央情報局（CIA）的指示，在1966年或1967年于紐約的兩條地鐵線路軌道上投擲了一種裝有模擬生物毒素的“燈泡”。

　　桑塞尼指出，“燈泡”爆裂后，地鐵列車經過產生的氣流帶動模擬生物毒素沿著鐵軌傳播，“在兩列地鐵經過后的短短時間內，模擬生物毒素就已經從第15街擴散到了第58街。”

　　然而，紐約項目只是德特里克堡眾多試驗的一部分。桑塞尼坦言，德特里克堡的工作人員還和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一道秘密地在首都華盛頓特區一棟建筑的供水系統中投放了一種有色染料，以此測試在建筑物的供水系統投放生物武器后該建筑居民的死亡或致殘速度。

　　與此同時，德特里克堡還曾進行利用藥物控制人類精神的研究。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去年9月披露稱，中央情報局于20世紀50年代在德特里克堡進行了精神控制研究，該機構秘密行動局負責任人杜勒斯（Allen Dulles）將其命名為“藍鳥”。

　　1951年，杜勒斯（Dulles）聘請了化學家戈特利布（Sidney Gottlieb）來推進精神控制項目研究。后者被《首席投毒者：戈特利布和中情局對精神控制的追尋》一書的作者斯蒂芬·金澤稱為“美國的約瑟夫·門格勒”。門格勒是臭名昭著的奧斯威辛集中營納粹“醫師”。

　　戈特利布將各種精神藥物進行組合，并結合電擊，對秘密拘留所的囚犯進行精神控制實驗。

　　報道指出，1954年，肯塔基州的一名獄醫隔離了7名黑人囚犯，連續77天給他們注射“兩倍、三倍、四倍”劑量的致幻劑。無人知道這些受害者的下落。他們或許也對自己“被參與”的中情局項目一無所知。

　　而在另一項實驗中，被俘的朝鮮人民軍士兵在被注射鎮靜劑后，又被迫服用強效興奮劑，當他們處于虛弱的過渡狀態時，德特里克堡的實驗人員又將他們置于高溫和電擊環境中，試圖以此控制他們的精神。

　　“這是美國政府對人類進行的最可怕的實驗。”Politico寫道。

　　然而，在1973年，圍繞德特里克堡與中情局精神控制項目的大部分記錄被銷毀。

　　被掩蓋的死亡真相

　　就在德特里克堡大肆進行各類恐怖試驗的同時，實驗室內外事故頻頻發生，污染物泄漏、動物死亡、員工離奇死亡、居民患癌……一系列的事件令美國民眾震驚。

　　《紐約時報》于1975年9月20日和21日連發兩篇報道，揭露美國陸軍曾掩蓋3名德特里克堡平民雇員的死亡原因，三人均在20世紀50年代與60年代蹊蹺暴斃。

　　微生物學家博伊爾斯（William A. Boyles）的女兒哭訴稱，他父親生前曾在德克里克堡工作，1951年死于一種“罕見疾病”。剛剛發病時，他被陸軍醫生診斷為普通感冒，但隨著病情惡化，陸軍醫院卻拒絕收治他，他被迫入住當地醫院，隨后陷入昏迷并逝世。

　　美軍直到1975年7月才承認，博伊爾斯的真實死因是炭疽病，并表示軍方此前偽造了他的死亡證明，將其死因定為 “伴有胃潰瘍和出血的支氣管肺炎”。

　　與此同時，美軍還承認掩蓋了另外兩名德特里克堡雇員的真實死因：一名電工和一名動物管理員分別于1958年7月5日和1964年10月10日病亡，他們曾被軍方認定為死于“罕見疾病”。

　　然而，電工的真正死因也是炭疽病，但美軍當時稱其死于“職業性呼吸道疾病”。動物管理員的真正死因則是玻利維亞出血熱，然而他的死亡證明卻將死因列為“病因尚未確定的病毒性腦炎”。

　　除此之外，也有德特里克堡的員工在在世時就大放猛料，直言實驗室內生物武器殺傷力驚人。

　　據《紐約時報》1998年報道，比爾·帕特里克曾是德特里克堡的高級雇員，負責研究細菌戰，并監督團隊開展工作。他坦言，當美軍在偏遠地區秘密測試致命細菌時，他本人總是在場。例如，他在1968年前往夏威夷西南一千公里外的海上觀測了一場細菌武器試驗，彼時美軍出動戰機將德特里克堡研制的細菌武器投擲到駁船上，而駁船上堆滿了數百只恒河猴和豚鼠，在遭到細菌武器攻擊后，其中一半的動物命喪黃泉。

　　與此同時，帕特里克坦言，他的三個同事也在不小心接觸了細菌武器后一命嗚呼。

　　一次又一次的生物武器泄漏致人死亡事件使得全美輿論炸開了鍋，重壓之下，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被迫在1969年下令停止生物武器的研發工作，銷毀現有生物武器，并禁止在美國開展“進攻性生物研究”。自此，德特里克堡的研究重點轉向了“防御性生物研究”。

　　然而，美軍內部的批評人士指出，“進攻性”和“防御性”生物研究實際上還是一回事。因而，民間的反對聲浪也并未平息。《紐約時報》1970年7月報道稱，和平組織聯盟當月發起抗議示威活動，并向國會請愿，要求美軍停止研制并生產化學武器和生物武器，一個名為“CBW運動”的反生物武器聯盟還呼吁將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研究設施轉變為世界衛生中心。

　　面對一波接一波的抗議浪潮，美國政府不得不再次“讓步”，據《紐約時報》1971年10月報道，尼克松在當月19日前往德特里克堡，宣布將該陸軍生物戰研究中心轉換為癌癥研究中心。

　　美國聯邦政府內的專家盛贊此舉，他們認為，對于一個已經擁有化學武器和核武器的國家來講，生物武器“幾乎無用”，然而也有分析人士懷疑尼克松只是“作秀”，稱他這么做僅僅是將為了打造自己“生物武器終結者”的形象，而美軍生物武器研制工作恐無實質性改變。

　　爭議持續，周邊居民離奇患癌

　　《紐約時報》1988年刊文指出，在尼克松宣布德特里克堡轉型為癌癥研究中心后，科學家仍在此地參與他們所謂的“醫學防御B.W.研究”，研發可能被用于對付美軍的任何細菌武器的疫苗或解毒劑。五角大樓對此已確定了多種可被用于發動生物戰的致命疾病，它們均被列在德特里克堡研究名單的首批，其中包括裂谷熱、炭疽熱和出血熱等。

　　“為此，我們正在從事一種獨特的醫學防御研究。”陸軍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巴奎斯特（Richard Barquist）上校說道。

　　有輿論繼續批評德特里克堡的研究，強調“進攻性”研究與“防御性”研究之間實質上幾乎沒有區別。對此，巴奎斯特上校表示同意，“雖然就研究而言，兩者確實沒有區別，但是我們不研制生物武器，這全都是醫學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在轉型從事“防御性”研究之后，德特里克堡發生了多次污染物泄漏事故，不僅德特里克堡的員工在每日上班時都要“和死神打交道”，而且連實驗室周邊居民也“折壽”了。

　　《紐約時報》1988年刊文稱，美國國會參議院在為期18個月的審查中發現五角大樓有關研究化學和生物武器防御措施的安全程序中存在“嚴重缺陷”。

　　參議院在報告中指出，在國防部對疫苗、藥物和設備的研究中，“規章制度不合理、安全措施松懈和安全措施失效等問題的數量自1980年以來已增長了五倍”。報告還列舉了德特里克堡發生的涉及生物研究的事故，其中包括火災與制劑泄漏等。

　　五角大樓則僅僅對此回應稱將對報告進行全面審查，并將與國會一起努力，以確保遵守最佳的安全標準，卻對是否會繼續生物研究這一問題避而不談。

　　但隨后的情況并未好轉，20世紀90年代初，德特里克堡生物實驗室還曾發生炭疽等致命菌株、毒株丟失事件。

　　2001年引發全美恐慌的炭疽襲擊事件后，美國聯邦調查局曾指控嫌疑人來自德特里克堡生物實驗室，這一事件造成22人感染，其中5人死亡，并使2萬名美國人服用抗生素，實驗室聲譽隨之一落千丈。

　　2014年，實驗室被曝出現至少37起防護服破裂或穿孔事故。

　　伴隨著這些大大小小的事故，居住在德特里克堡附近的居民們難免提心吊膽。

　　另據《巴爾的摩太陽報》2011年消息，盡管數十年來德特里克堡周邊的居民一直在猜測德特里克堡的實驗可能對自己的健康造成了影響，但是美軍卻對此回應稱，陸軍已清理了4000噸遭污染的土壤，并在地下鋪設了防滲漏層，居民完全是杞人憂天。

　　研究了過去二十年該地區癌癥發病率的馬里蘭州衛生官員也對此表示，沒有發現任何污染物濃度超標的證據，當地居民的癌癥發生比率也沒有顯著高于平均水平。

　　然而，當地一位名為懷特（Randy White）的前牧師兼商人卻指出，馬里蘭州的癌癥登記系統不僅不完整，而且已經過時。懷特聲稱自己有兩個女兒，一個在30歲時死于腦癌，另一個腹中也長了腫瘤，而他的前妻也于2010年11月死于腎細胞癌，懷特的母親也在2011年9月確診患有黑色素瘤。對此，醫生告訴懷特，她們的病情很可能是由周圍的環境引起的。

　　正因如此，懷特雇用了流行病學家和毒理學家來檢測德特里克堡附近的空氣、土壤以及水的污染情況，除此之外，他還向鄰居詢問了各自的健康史，并測量其血液中的毒素含量。檢測結果顯示，德特里克堡周邊地區確實存在污染物泄漏的情況。

　　與此同時，《巴爾的摩太陽報》刊文指出，德特里克堡基地西側面積達161公頃的B區被用作廢棄實驗室設備和材料的傾倒場。美國環境保護署對此發布消息稱，德特里克堡附近土壤中確實普遍發現了有毒物質，其中最多的是三氯乙烯（TCE）和全氯乙烯（PCE），兩者均是已知的致癌物。除去土壤中有污染物，德特里克堡附近的地下水中也含有上述兩種致癌物，如1992年馬里蘭州政府官員在B區外四戶人家的飲用水中測出了高于正常值的TCE。

　　在搜集到相關證據后，懷特在2010年聯合德特里克堡周邊100余位居民發起聯合訴訟，要求聯邦政府賠償因德特里克堡污染物泄漏而健康受損的民眾。

　　然而，馬里蘭州的地方法院于2016年駁回了這一訴訟請求，稱法院無權管轄此案，而在2017年，美國聯邦上訴法院也表示不會復審此案，此事遂不了了之，“折壽”的居民及其家人無處申冤。

　　今年3月，曾于1995年至1998年擔任德特里克堡實驗室主任的美國陸軍退役上校戴維·弗蘭茲和《細菌：生物武器和美國的秘密戰爭》作者朱迪思·米勒在《城市日報》（City Journal）上聯合署名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直言實驗室管理不善的問題，包括缺乏資金、不受五角大樓重視、外行領導內行、人心渙散等。

　　2016年，美國國防部督察長辦公室發布的一份關于軍事生物研究企業的審計報告也指出，“公眾的健康和安全處于危險之中”，因為這些實驗室存在“使用未經驗證的研究方案，缺少定期的檢查、甚至是不被檢查，有明顯的但未被國防部糾正的缺陷和漏洞”等問題。

　　突然關停后再重啟

　　然而，盡管存在上述種種問題，周邊居民質疑污染物泄漏的同時，德特里克堡卻開始大張旗鼓地擴建。《自然》科學雜志在2006年8月刊文指出，聯邦政府計劃對德特里克堡的現有設施進行大修，并建造一個新的“生物防御研究綜合體”，新設施將包括以最高生物安全級別運行的實驗室，這些實驗室可處理最致命的病原體。

　　該計劃一經公布立刻引發了輿論炮轟。“從任何角度來看，這幾乎都是毫無意義的。”馬里蘭州律師兼國會議員候選人基辛（Barry Kissin）指責道，“這項計劃不僅花費高昂，而且危險巨大，恐對居民安全造成威脅。”

　　分析人士認為，更多的實驗室只會增加對周圍社區的威脅，“病原體可能會從實驗室中泄漏。”另有反對者指責擴建德特里克堡可能會使得其它國家懷疑美國企圖研發進攻性生物武器。

　　盡管反對聲重重，但是德特里克堡的擴建計劃仍然在2008年順利完成。不過，就在完成擴建后沒幾年，德特里克堡卻在2019年8月突然被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下令關停。

　　德特里克堡的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對此發表聲明稱，該設施涉及埃博拉病毒等危險微生物的研究目前處于暫停狀態。而研究所發言人林登（Vander Linden）則在一次采訪中表示，德特里克堡或將持續關停數月，因為其最高安全級別的實驗室“廢水凈化系統能力不足”。

　　林登透露稱，德特里克堡的問題可以追溯到2018年5月，當時，暴雨使得該研究所用來處理實驗室廢水的蒸汽滅菌設備進水報廢，而該設備已有數十年歷史，“這使得研究停止了數月之久，直到研究所開發出一種使用化學藥品的新型去污系統才得以恢復。”

　　然而，新的問題接踵而至。林登指出，盡管新系統要求更改實驗室中的某些程序，但在2019年6月的檢查中卻發現工作人員沒有遵循新程序，“檢查人員還發現了去污系統存在機械問題，同時仍有化學物質泄漏。”

　　另據美國“軍事”新聞網站報道，除去廢水凈化系統故障，美國疾控中心還在檢查時發現德特里克堡內的工作人員多次公然違反安全操作指南，如在清除生物危害性廢物時，工作人員竟然撐開了高壓滅菌室的大門，增加了遭污染的空氣進入高壓滅菌室的風險。而在高壓滅菌室內，工作人員甚至不佩戴防護設備。

　　不過，德特里克堡并沒有就此徹底偃旗息鼓，據“軍事”網站2019年11月報道，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當月宣布，德特里克堡將重啟部分設施，該研究所的負責人考克斯（Darrin Cox）上校強調， CDC指出的所有不遵守安全規章制度的問題都得到了解決。

　　幾個月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多地暴發，美國也未能幸免。

　　《華爾街日報》2020年3月報道稱，近年來研究過SARS病毒、寨卡病毒、埃博拉病毒疫苗的德特里克堡再次被委以重任，在通過了CDC的最后一次實地檢查后，德特里克堡于3月27日全面恢復運行，并獲得了聯邦政府高達9億美元的撥款，以研發新冠病毒疫苗。

　　這座歷史上曾從事過多種致命生物武器研究的神秘實驗室，當下已成為美國對抗新冠病毒的前線……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