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在俄羅斯加速蔓延。3月27日，俄羅斯宣布停飛國際航班；28日，莫斯科的柳布里諾、薩達沃兩大市場宣布關閉消毒。

　　不安、恐懼也在莫斯科的華人之間漫延，無生意可做的華商開始計劃回國。

　　直飛不行，只能選擇輾轉路線：從莫斯科飛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再乘大巴到達黑龍江省東南部綏芬河口岸。

　　俄航SU1700，在同日航班中是華商回國第一程的熱門之選。同行的人多了，感染的危險也隨之而來。

　　福建華商于萍夫婦倆同三位老鄉一起乘4月3日此趟航班回國。一行五人，除了于萍，四人全部確診新冠肺炎。

　　（4月21日，俄羅斯喀山，工作人員準備進行消毒）

　　記者根據黑龍江省衛健委疫情通報數據統計，截至目前，俄航4月3日SU1700航班已有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至少106人。而此航班大概有300個座位。

　　3月29日至4月7日，SU1700航班累計約200人確診新冠肺炎，占到目前累計報告綏芬河口岸輸入確診病例的一半多。

　　確診病例如此之多，SU1700何以至此？

　　艱難回國路

　　福建商人于萍夫婦在柳布里諾市場做了十五年服裝生意。

　　3月28日市場關閉，兩人決定回國。

　　按照往年的路線，他們從莫斯科直飛北京或上海，再到福建老家。但夫婦二人原訂4月5日國航直飛太原的航班被取消，于是，夫婦倆和同鄉三人改道俄航、從綏芬河入境。

　　他們從機票代理手中又訂了4月3日SU1700的機票，連同飛機落地之后的大巴票。

　　于萍在出發之前備下防護服、口罩、手套、護目鏡，做好路上不吃不喝、不上廁所的準備。機票代理商告訴他們，飛機八個小時，坐大巴到綏芬河三個多小時。“十二多個小時，怎么會憋不住呢。”她心想。

　　莫斯科下午15時40分，是計劃起飛時間。但這架約有300個座位的波音777-300ER在延誤23分鐘后，終于起飛。

　　（綏芬河口岸）

　　一萬米高空，平流層的密閉空間里，這群人一同呼吸。

　　飛機上中國人居多，空姐發放的餐食他們都沒有吃。但坐在中間位置的于萍注意到，同一排靠窗的俄羅斯乘客還如常吃東西。

　　SU1700航班全程6423公里，航跡從西到東劃過幾乎整個俄羅斯。最終，這架俄航還是提前半個小時到達符拉迪沃斯托克。當地時間4月4日6時35分，航班落地，全程七個半小時。

　　下飛機之后，等待接華人乘客的是三輛早已停在機場的大巴。每車54座，于萍所乘的那輛大巴上坐滿了人。

　　又是一段“同呼吸”的3個小時路程，乘坐終于到中俄邊境綏芬河-波格拉尼奇內口岸。

　　入關要先測體溫。但在莫斯科機場上飛機之前，所有乘客都沒有進行體溫檢查。

　　人太多，大家需統一在已經安排好的中方大巴上等待兩、三個小時，辦理入關手續。之后，同一航班的所有入境人員會被拉到集中隔離點進行核酸檢測。

　　（4月21日，工作人員在綏芬河市入城口對出行人員進行信息查驗）

　　隨著歸國人員的到來，境外疫情輸入的重壓涌向僅有7萬人口的縣級市綏芬河。

　　據統計，自3月26日，綏芬河市出現第一例陽性病例，到4月7日綏芬河口岸封閉以來，共有2497人經綏芬河口岸入境。4月4日，更是出現了495人的入境人數高峰值。

　　人多，但檢測能力有限。

　　最初，綏芬河的核酸檢測能力只有每天96人份。后經黑龍江省衛健委、牡丹江市技術力量以及人員、設備的支持，到4月5日，綏芬河實驗室技術檢測能力可達每日200份，海關檢測能力提升到每日600份，滿足每天200人以內的通關人數檢測能力。

　　做完核酸檢測，于萍和丈夫再次坐上大巴，到了另一個臨時集中隔離點。等待核酸檢測結果。

　　那里的工作人員告訴他們，核酸檢測結果為陰性的人，被安排進隔離賓館；結果為陽性的人，則直接被救護車送到醫院進行治療。

　　（4月22日，綏芬河市阜寧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市民準備接受核酸檢測采樣）

　　此時已是4日下午五、六點鐘。但令于萍沒有想到的是，等待結果的時間會如此漫長。

　　她聽別人說那個地方是“廢棄的賓館”，當時整個一樓大廳有兩百多人，同一輛大巴、同一程航班的人在一塊兒。

　　不斷有被叫到名字、用大巴車拉走的人，于萍和丈夫以及同行的人都還留在那里。離出發時間已經過去一天多。于萍說：“時間太久了，大家都憋不住了，都喝水吃了東西。”于萍憋不住也上了一次廁所，據她描述，廁所都是臟的。

　　4月5日下午三點多，于萍和丈夫才被安排進集中隔離的富邦公寓酒店同一間房內。沒有人通知他們檢測結果，但于萍心想，已經被送到賓館了，核酸檢測結果應該是好的。

　　回國高峰期

　　于萍夫婦乘坐的4月3日SU1700航班，正趕上在俄華商回國的高峰。他們用了將近兩天時間，才安頓下來。

　　于萍當時只奔著“有機票、能回國就好”的想法，她說：“我跟還未回國的朋友說，不要買這個航班回來，好好的人被折騰死了。”

　　大量人員聚集與長時間的封閉空間相處，使得回程的每段路，都存在相互感染的高風險。

　　莫斯科飛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航班每天有三班。SU1700是第一趟航班，落地為當地時間早上7時。這對于想要提早以及趕上落地當天入境的人來說，是最好的選擇。所以這趟航班也成了很多華商回國的首選。

　　（4月6日新增的20例病例全都于4月3日乘坐SU1700航班從莫斯科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

　　大家都想早點回來。

　　于萍的福建老鄉俞一妹就從這條線路成功回到國內。

　　俞一妹乘坐的是3月29日SU1700航班，她在市場宣布關閉當天就決定回國，“一半是因為因為沒有貨賣，另一半是擔心疫情”。

　　受疫情影響，全球物流不能正常營運，而俞一妹在中國國內供貨的老板和廠家也沒有貨出來，導致她的在莫斯科的生意也難以為繼；疫情在俄羅斯發生之后，俞一妹注意到，偌大的柳布里諾市場，很少有俄羅斯人戴口罩，她擔心“一旦有一個人感染，整個市場就完了”，而戴上口罩甚至會讓一些顧客誤以為自己“有病”，怕影響生意，許多店家就會將口罩摘下。

　　莫斯科有柳布里諾和薩達沃兩大市場，其中，柳布利諾大市場是莫斯科最大的衣服鞋帽等日用百貨批發市場，共有約6000個攤位，三分之一由華商經營。根據中國駐俄使館統計，在俄中國公民大約有15萬人，兩個大市場集中了大約3000名個體華商。

　　（柳布利諾大市場是莫斯科最大的衣服鞋帽等日用百貨批發市場，共有約6000個攤位，三分之一由華商經營）

　　語言不通對華商來說也是疫情期間不想留在莫斯科的一大原因。于萍夫婦和俞一妹都是福建農村人，文化程度不高，在俄羅斯做生意只能說幾句常用的俄語。溝通的障礙也造成了大多數華商對俄羅斯當地醫院的不相信、甚至畏懼。

　　莫斯科國立大學的研究生王可在莫斯科呆了九年，語言對她來說不是問題，會俄語的優勢讓她與一些華商相熟。

　　她了解到，在俄羅斯的一大部分華商是普通的打工者。華商在外鄉打拼賺錢，多是為了留在老家的父母孩子，自己則不太注重吃住，很多人租當地民居或者住“像大學宿舍一樣”的上下鋪。

　　市場人員流動性大，人員密集，都增加了疫情感染的風險。

　　王可認為，對于這些打工者來說，但凡在那邊能有個單獨地方住的人，好好的，誰會選擇回來呢？

　　王可身邊的年輕朋友們大多還是學生，這次疫情中，很多人留守在莫斯科的家里自我隔離。

　　（4月7日，俄羅斯首都莫斯科，一名送餐員穿過馬路）

　　疫情打亂了王可原定的所有計劃。往年這個時候，是研究生畢業論文答辯季。但今年學校停課，論文答辯也不能進行。出于對歐洲疫情短時間內不會結束的判斷，王可決定提前回國找工作。

　　父母以及身邊的朋友都不贊成她回國的決定，她在出發前也沒有告訴爸媽自己的行動。

　　買了防護服、護目鏡；為房子找到下任租客，賠上押金和當月房租；貴重的東西撿了幾樣寄放在朋友家，王珂只在行李箱里裝了回去要穿的衣服、護膚品、心愛的低音炮、本科畢業證書和其他證件，就離開了生活九年的莫斯科。

　　帶不走的東西太多，但在武漢切身經歷過疫情的朋友告訴她“在大災大難面前，錢財是身外之物”。

　　（4月13日，莫斯科，一名男子戴著口罩出行）

　　王可買票的時候，特地避開SU1700這一回程高峰航班，選坐4月2日第二趟航班SU6281。據王可所見，她那趟飛機很空，她和同行的四個朋友都沒有按照座位坐，而是坐在飛機靠后的位置，前后左右都沒有人。

　　落地海參崴之后，一行五人包車前往綏芬河口岸。等待核酸檢測時間也只用了8個小時。提起沒有太過折騰的回國經歷，王可提到最多的詞是“幸運”。

　　隔離期風險

　　4月15日，于萍的丈夫核酸檢測呈陽性，被確診為新冠肺炎病例，目前正在牡丹江康安醫院接受治療。

　　而在他們回國后的5天內，夫妻倆曾被安排住在富邦酒店同一房間內。丈夫確診之后，于萍始終心神不定，除了擔心丈夫，她也怕自己被感染，在“廢棄的賓館”等待核酸檢測的近一整天時間，“是最危險的時候”。

　　15日，做完核酸檢測的富邦賓館隔離人員被轉移到牡丹江的酒店，于萍和王珂被轉移到東方明珠酒店。

　　據官方資料，綏芬河全市符合防疫要求的賓館共15個，全部房間只有939間，這遠遠低于需2000個房間的承載能力要求。盡管牡丹江整合全部資源挖掘全域賓館資源來分擔，但綏芬河壓力依舊很大。

　　（綏芬河方艙醫院由一棟辦公樓改建而成，可提供600余張床位。圖為4月14日拍攝的綏芬河方艙醫院外景）

　　富邦公寓酒店的老板陳麗華還在隔離期內。據她介紹，他們賓館共有110個房間，3月28日，富邦賓館接待第一批117名入境隔離人員。

　　隨著綏芬河賓館承載力不足，在富邦的第一批隔離人員于4月2日被轉移到牡丹江的賓館。隨后，賓館又接待102人。4月15日，第二批人員也被轉走。賓館清空消殺之后，現在里面住的是援助綏芬河的醫護人員。

　　轉移需要兩個小時的大巴車程。王可擔心路上再有被感染的風險。但服從安排、配合完成，是她認為自己在隔離期間需要做到的事情，王可說：“我們都理解，隨著我們的到來，綏芬河都封城了，學校開不了學，很多個體戶也關門了，連資金可能也維持不了那么長時間。可能很多人的整個人生都會改變吧。”

　　隔離期間的王可，堅持一天喝5升水，她網購了瑜伽墊，“每天拼命地、不停地運動”。她說，“要想的就是如何讓接下來過得更有意思。”

　　（4月22日，工作人員在給一處醫護人員暫住的賓館送餐）

　　4月19日，于萍的14天隔離期結束，她的核酸檢測結果仍為陰性。但于萍不敢回家，她跟對接的福建領導組申請，再多隔離一周時間。

　　老家還有老人和兩個兒子，她怕自己“萬一有病”，不只家人會遭殃，從綏芬河回老家福建的一路上，也會感染更多人。

　　4月26日，于萍的核酸檢測與血清檢測結果都是陰性，她終于放下心來。

　　丈夫確診新冠肺炎的消息還沒有告訴家人。大兒子前幾天問他們怎么還不回家，于萍只好說，“身邊有人確診，我們隔離的時間也延長了”。

　　“身邊有人確診”——這句話并不輕松。夫妻倆和三個福建老鄉一起回來，除了丈夫外，三位老鄉分別在4月6日、15日、19日確診。

　　（文中于萍、王可、俞一妹為化名）

　　作者 | 趙敏

　　排版 | 阿麗菜

　　圖片 | 部分來源于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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