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月3日決意建造，到2月5日首批方艙醫院開艙接診，再到此后的運維管理。近日，隨著一批批輕癥患者出艙，分布在武漢各地的方艙醫院陸續關閉。這些體育館、會展中心等場館陸續完成“臨時醫院”的特殊使命。作為破解“一床難求”困境的應急之策，建立方艙醫院在新冠肺炎防控這場戰“疫”中起到了關鍵轉折作用，是中國醫學救援史上具有標志性意義的創新舉措，更會在整個武漢抗疫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武漢大學人民醫院副院長萬軍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成為一家方艙醫院的院長。此前雖已做了10年三甲醫院副院長，但如何建設并管理方艙醫院，萬軍“一臉茫然”。

　　病人不認同、社會不理解、醫生不了解，萬軍用三個“不”概括創建初期的武昌方艙醫院。歷經無數風浪，這艘生命之艙正從三“不”駛向三“零”的彼岸（零感染、零死亡、零回頭）。

　　3月1日，武漢市硚口武體方艙醫院34名新冠肺炎患者出院，剩余76名患者作轉診處理。此后，武體方艙醫院不再接收患者，被媒體稱為方艙“首休”。3月3日，湖北省副省長楊云彥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視疫情發展有序關停方艙醫院。

　　站在武昌方艙醫院門口，聽聞消息的萬軍深呼一口氣，“每一天都是艱難的”。

　　茫然

　　2月2日，全國累計報告新冠肺炎確診病例1.7萬余例，其中三成在武漢。

　　數字背后潛藏著更多危機。彼時，所有定點醫院患者爆滿，醫療資源極度緊張，大量確診的輕癥患者只能居家隔離。由于其具有傳染性，導致家庭聚集性感染和社區傳播的風險陡增，疫情防控面臨延誤治療時機、造成疫情擴散的雙重壓力。

　　按照中央指導組要求，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提出，在2月2日12時前，對全市“四類人員”（確診患者、疑似患者、無法排除感染可能的發熱患者、確診患者的密切接觸者）應收盡收，確診患者須集中收治。

　　一邊是奇缺的床位，一邊是大量待收治的患者。怎么辦？兩難之下，方艙醫院應運而生。

　　“建造方艙醫院的目的，就是集中收治大量確診的輕癥患者。”中國工程院副院長、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院校長王辰說，“方艙醫院并非至善之舉，但在嚴峻的疫情防控形勢下，是控制疫情的現實之舉。”

　　得到批準后，選址工作隨即展開。“一是要空間開闊，能滿足大量、快速、集中收治患者的需求；二是要通風良好，避開居民區且易改造。”全程參與方艙醫院籌建和管理的國家衛生健康委醫管中心主任王健說。

　　2月3日晚，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發布公告，洪山體育館、武漢國際會展中心、武漢城市客廳三地入選，將分別改建為武昌方艙醫院、江漢方艙醫院以及東西湖方艙醫院。由于場館面積所限，首批三家方艙醫院預計規模在4000張床位，后續將陸續建設其他方艙醫院。

　　“該怎么建設，又該如何管理？”2月4日一早，萬軍看著眼前的洪山體育館，一臉茫然。對于如何建設并管理方艙醫院，萬軍知之不多。

　　“既往，方艙醫院主要在軍隊中使用。”王健說，方艙醫院具備可移動、能快速投入使用搶救傷員、功能模塊化等特點，能滿足軍隊靈活機動的作戰需求，但在公眾面前卻亮相不多，僅有的幾次是在汶川地震和玉樹地震等災難救援中使用。

　　“這次要建造的方艙醫院有所不同。”王健說，一方面要空間大，且在固定場所收治病人；另一方面，不同于軍隊方艙醫院救治的大部分是創傷類病人，如今面對的是傳染病病人。“坦率地說，這是一次首創，大家心里都沒底。”

　　萬軍赴任當天，王健等人向他詳細說明了籌建武昌方艙醫院的初步設想：由“國家醫療隊+武漢醫療隊”主導運行，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擔任隊長單位，按照傳染病醫院的管理方式，將確診輕癥患者集中收治，切斷傳播途徑，讓建設方艙醫院成為扭轉戰局的關鍵一役。

　　聽了專家們的描述，萬軍雖然仍懵懵懂懂，但時間不等人——指揮部給出的開艙接診時間是2月5日。看看表，已是2月4日18時。“時間不多了。”深吸一口氣，萬軍邁步走進洪山體育館。

　　爭議

　　洪山體育館內，改建工作已熱火朝天地展開。施工方正在安放床鋪等基礎設施，武昌方艙醫院預計規模為1000張床。時間倉促，一些物資是臨時拼湊來的，每張病床邊的小桌子上，用紅色字體清晰地寫著“25中”。

　　“用建設傳染病醫院的標準來考量方艙醫院。”萬軍回想著王健等人的話，沿著場館轉了一圈，眉毛越擰越緊。“問題很多。”

　　最突出的問題是床位擺放——床挨床且床頭對床頭，相當于兩排大通鋪，不僅沒有間隔，也沒有阻隔。這會潛藏兩個問題：一是距離過近，不利于病人隔離；二是一旦有患者出現過激行為，易產生連鎖反應，引發群體事件。

　　“兩床之間要有間隔，床頭之間也要加隔板。”萬軍說。

　　“間隔多寬？隔板多高？”施工方問。

　　“間隔至少一米，隔板一米五。”憑著多年醫院管理經驗，萬軍答道。

　　“間隔好辦，可我去哪兒找這么多隔板？”正值春節，工廠停工，很多工人已回鄉，施工方很無奈。

　　“必須用隔板！”萬軍態度堅決。

　　“到哪兒去找？”對方應道。

　　雙方爭執不下，不歡而散。

　　3月8日，在武昌方艙醫院，劉嘉宇以醫護人員為模特進行繪畫創作。11歲的劉嘉宇得到了醫護人員無微不至的呵護，擅長繪畫的她送上自己的作品，表達祝福之情。王毓國攝

　　與此同時，距離武昌方艙醫院僅11公里的江漢方艙醫院，陸群正拿著設計圖與施工方溝通。

　　陸群是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感染管理科主任。大年三十當天，接到國家衛生健康委抽調其赴武漢抗疫的通知后，陸群直奔武漢協和醫院，協助做好院感防控。由于江漢方艙醫院以武漢協和醫院為依托，作為感控專家的陸群被派來參與方艙改建。

　　“我的任務是在現有條件下，把感染風險降到最低。”雖無先例，但改建方艙醫院并非無章可循。陸群知道，改建相當于把一所大型場館改造為傳染病醫院，因此三區兩通道（清潔區、半污染區、污染區，病人和醫務人員通道）等傳染病醫院的基本建設原則是必須遵守的。

　　“在確定病人的收治標準時，也考慮了感控問題。”王健說，入艙前，要對患者進行流感、病毒性肺炎等傳染病排查，避免院內交叉感染。

　　底本

　　通風系統也是改造的重點之一。“體育場館和傳染病病房的主要區別在于，前者是正壓，后者是負壓。”中南建筑設計院高級工程師張亞男說。洪山體育館就是由該單位負責設計，因此她對原有結構了如指掌。

　　張亞男說，改造通風系統，首先考慮的是保證醫護人員、工作人員和患者的健康安全，參考傳染病醫院的壓力梯度原則，通風系統控制的合理氣流方向應該是從清潔區→半污染區→污染區流動，污染區須為負壓，清潔區為正壓，使污染區空氣不會直排室外。

　　污染區主要為病房區，都是高大空間，原本的空調系統為一次回風全空氣系統。為保證污染區為負壓，張亞男指導施工人員在最短時間內為病房區安裝了排風系統，并配置了高效過濾器，排風經過濾后高空排放，避免污染室外環境。

　　滴答滴答，時間在流逝。半小時后，施工方找到萬軍。“有辦法了！”對策是將市政道路上的阻隔板消毒處理后移至艙內。萬軍指著病床間的藍色隔板，笑著說：“就是平時馬路上用的。”

　　按下葫蘆又起瓢。武昌方艙醫院分為A、B、C三個區，萬軍發現，場館內只有一個男女衛生間。這么多病人，怎么辦？

　　施工方提出，用移動衛生間。“如果存在糞—口傳播怎么辦？”萬軍脫口而出。

　　就在宣布建造方艙醫院的前一天，2月2日，鐘南山院士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新冠病毒可能通過糞便傳播，應引起高度警惕。最終，雙方協定，由環衛部門每日安排專車將移動衛生間的排泄物抽走，集中消毒處理。

　　雖然穿著厚厚的羽絨服，但站在館內僅半個小時，萬軍便渾身打戰。“這么冷，病人怎么可能休息好？”于是，患者用品中又加上了電熱毯。

　　解決完這些問題，萬軍下意識地看看表，已是2月5日凌晨2點。

　　云集

　　就在萬軍、陸群等人忙于方艙建設之時，2月4日上午，中國疾控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所黨委書記盧金星和7名同事駕駛著中國疾控中心移動P3實驗室檢測車，從北京日夜兼程趕赴武昌方艙醫院。

　　此次，國家衛生健康委共調集來自北京、廣東的3輛移動P3實驗室檢測車赴武漢馳援，這些車輛都是SARS后裝配的應急設備。

　　“全國一共就3輛，全都用上了，移動P3實驗室檢測車的主要功能是為患者提供核酸檢測服務。”王健說，方艙醫院雖體量龐大，但仍按功能分區，以病房區（艙內）為核心，實驗室檢測車、影像檢查車等停靠在艙外，提供支撐保障。

　　2月5日早7時，歷時23個小時，盧金星一行8人到達武昌方艙醫院。當天下午實驗室準備就緒，隨時可接收臨床樣本，開展核酸檢測。盧金星指了指身后的移動P3實驗室檢測車說，接到馳援指令前，他就安排工作人員對車輛進行了保養，“四個輪胎都換成了新的”。

　　2月28日，武昌方艙醫院，醫務人員在給患者測體溫。杜禹甫攝

　　負責方艙醫院醫療服務的，是20支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以及武漢本地和各地馳援的隊伍，共76支醫療隊8000多名醫務人員。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廣東）是首批抵達武漢的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之一，主要依托于廣東省第二人民醫院，目的地是江漢方艙醫院。

　　該隊隊長勞煒東說，疫情發生后，廣東省第二人民醫院被指定為廣東省新冠肺炎定點醫療機構，隊員們在出發前已經做好了防護培訓。“這些醫生都是臨床一線骨干，為輕癥病人提供醫療服務，問題不大。”

　　開艙

　　2月5日17時，武昌方艙醫院準備就緒，等待社區將病人轉運過來。萬軍仍在艙內不停地巡查，像是交卷前的最后檢查。

　　23時40分，武昌方艙醫院迎來首批患者。天公不作美，白天淅淅瀝瀝的小雨轉為疾風驟雨。事發突然，方艙內雨傘儲備不足，患者從轉運車上下來，只能用外衣勉強遮住身子，一路小跑到收治區。僅有的兩個水池前，準備洗漱的病人排起了長龍。電源故障，導致電熱毯一度無法使用。燈火通明的大廳內，咳嗽聲、喘息聲此起彼伏，很多病人難以入眠，表現出抱怨和不滿的情緒。

　　更糟糕的是，氣溫還在下降。到了2月6日晚，患者的不滿情緒升級，艙內出現摔打生活用品等過激行為。這些情況，通過短視頻等方式被傳遞到外界，“收容站”“集中營”等負面評價涌來。天氣預報顯示，2月7日，武漢將有降雪并迎來寒潮，最高氣溫僅2℃。

　　形勢不等人。萬軍拿起高音喇叭，拉上武昌區區長，一同跳上了館內的一處高臺。二人分別從物資保障和醫療服務的角度向患者作解釋安撫工作。“有點兒效果，但解決不了根本問題。”萬軍說。

　　根本問題是要馬上供暖。但對方艙醫院而言，要供暖，首要解決的不是熱源，而是通風。“在之前改造的基礎上，還要再升級。”張亞男說，憑借多年經驗，她迅速給出解決方案——當病房區域開啟空調供暖時，剩余空調須關閉新風閥，全回風工況運行。在病房區內按床位數設置多臺空氣消毒機，以凈化室內空氣。

　　當晚，施工人員按照方案進行改造。次日，順利供暖，病人的情緒逐漸穩定。

　　運轉

　　武昌方艙醫院內，遼寧、福建等4支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中國疾控中心移動P3實驗室檢測隊以及武漢大學人民醫院等4家武漢本地醫院，醫務人員達數百人。

　　如何在短時間內形成合力？萬軍的答案是，放權。因為方艙醫院創建開診時間緊，病人成批次轉運過來，根本沒有時間進行制度設計，建立組織架構。

　　“馳援的隊伍都是各地精英骨干，本就具備完整的制度和規章。初期這段時間，就要依靠并發揮每支隊伍的自主能力。”萬軍說，4家本地醫院一一對應4支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以國家隊為主，我們配合協助”。

　　度過了初期的“兵荒馬亂”，制度設計逐步提上日程。依據多年的醫院管理經驗，萬軍設立了“三部兩辦”——院務辦公室、院感辦公室、醫務部、護理部、物資保障部，這些都是運維一個戰時傳染病醫院所必需的部門。

　　在醫務人員不足的情況下，為了更好地照顧和管理病人，院方組織病區內的黨員成立臨時黨支部，在醫患之間搭建“信息高速路”。對病區的管理，借鑒了社區管理模式，即網格化管理。以隔板為條線劃分不同的網格，每個網格內6名～8名病人，其中一人為網格員，這些人既是黨員，也是熱心腸，愛張羅。網格員們能及時了解病人情況，第一時間告知醫生，掃清管理“盲點”，尤其對于中老年人的幫助很大。

　　基礎設施也在不斷完善。連廊上搭好了雨棚，患者上衛生間時不用再淋雨；門口的垃圾堆里，吃剩的一次性飯盒全部裝進黃色垃圾袋，避免污染環境；病區內加裝了多個洗手池并提供熱水；艙內設立了圖書室，供患者閱讀消遣。

　　艱難的4∶1

　　2月11日，武昌方艙醫院首批28名患者出院，萬軍為每個人頒發了出院證。

　　“有三個目的。”萬軍說，一是增強患者的信心——在方艙醫院能夠康復；二是給醫護人員信心——可以治好患者；三是給社會信心——方艙醫院不是收容所，而是盡全力為患者提供優質服務的醫院。

　　“雖然進入常態化管理，但感控必須常抓不懈。”陸群舉例說，江漢方艙醫院建立了感控觀察員制度。院感觀察員可以在醫護人員進出病區過程中，對其穿脫防護服給予直接的觀察指導，幫助醫護人員避免職業暴露，降低感染風險。

　　2月28日，國務院新聞辦在武漢舉行新聞發布會。中央指導組成員、國家衛生健康委主任馬曉偉表示，武漢已建成16家方艙醫院，實際開放床位1.3萬多張，累計收治患者1.2萬余人，武漢每4名新冠肺炎患者中就有1人在方艙醫院治療。方艙醫院實現了零感染、零死亡、零回頭，是名副其實的“生命之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