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威醫學雜志《柳葉刀》在2020年2月19日發表聲明，強烈譴責關于新冠病毒非自然起源的陰謀論，強調疫情中相關數據迅速、公開且透明的共享正受到這種陰謀論的威脅。

　　其實，諸如新冠肺炎疫情這類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會引發陰謀論是可以預料到的，因為在人類歷史上，幾乎所有較重大的事件都會被蒙上陰謀論的陰影。

　　一，陰謀論是偽科學

　　陰謀論是偽科學。正如心理學家邁克爾·舍默所指出，陰謀論的生產程序首先是“從無關的隨機事件當中尋找有意義的潛在關系”，然后是“愿意相信世界是被一個隱形的幕后組織控制”，并“斷章取義，引用片面事實，證明自己所認同的理論”。

　　雖然任何科學理論本質上都只是猜想或者假說，而陰謀論也屬于一種猜想或者假說，但陰謀論與真正的科學相去甚遠，因為其既未按照科學的基本原則進行思考，也不遵循科學的檢驗程序。具體而言，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陷入循環論證泥潭。陰謀論用來自圓其說的常見“套路”是：怎么證明陰謀存在？因為有這樣的現象；怎么解釋這樣的現象？用陰謀論解釋。這種循環論證使得陰謀論喪失了可證偽性，亦即不存在被反面證據所推翻的可能。然而，可證偽性恰恰是科學與非科學的劃界標準，任何不具有可證偽性的理論都是非科學的。

　　第二，違背“奧卡姆剃刀”法則。陰謀論慣用“這里面水很深”之類的話語，來逃避證據的考驗，但這也表明，其試圖對事件源起給出復雜的解釋，而這有違科學的“奧卡姆剃刀”法則。此法則認為，科學理論以簡單為上，力圖以較少的前提假設來解釋最多的經驗事實。“如無必要，勿增實體”，一個理論越復雜、前提條件越多，則越缺乏可信度、越可疑。

　　第三，存在證據選擇問題。陰謀論常以軼聞為證據，并且深陷證實性偏差——篩選支持性證據，排斥反駁性證據，將一些模棱兩可的信息向著有利于己方的立場進行解釋，甚至會歪曲證據。例如，面對反駁性證據，陰謀論者或許會說：“瞧，有人又試圖用這些來掩蓋事情的真相”，而不會針對反駁性證據本身，進行有理有據的駁斥。

　　二，為什么陰謀論總是有“市場”

　　陰謀論作為偽科學，是科學的敵人。但不幸的是，陰謀論往往會對公眾產生極大的吸引力，總能夠廣為傳播，迅速在輿論圈收獲無數“粉絲”。其中一大原因在于，人類作為“故事的動物”，很容易被陰謀論編造的那些情節曲折而又連貫的故事所打動，以致產生強烈的代入感，感覺故事很“真實”。

　　進一步地，如果這個故事從邏輯上看，因果鏈條顯得環環相扣，那么人們就更容易認為，這是對事物發生源起的唯一解釋。但實際上，按照科學方法論，這只是眾多可以解釋事物發生源起的競爭性假說中的一種。人們屈從于具有故事性的單一因果鏈條的誘惑，無疑是一種思想上的懶惰，會進一步衍生出證實性偏差以及過度自信等行為偏差。

　　有必要強調，當人們感覺故事很“真實”時，往往會忽視邏輯層面的合理性與經驗層面的可能性完全是兩個概念。換言之，邏輯上合理并不代表“概率上為真”。然而，正如行為經濟學研究所發現，人們對事件可能性的判斷，常常被邏輯層面的合理性所誤導，很容易陷入如下兩大謬誤之中：

　　第一，合取謬誤。若多個事件被同一條因果鏈條所串聯，則人們就傾向于違反“事件越多，則所有事件均為真的概率越小”這一基本的概率法則，高估多個事件同時為真的可能性。

　　例如，假設有人經常給家里的小朋友購買玩具槍之類的玩具，試問下面哪一種可能性較高？

　　（1）小朋友是一位男孩；

　　（2）小朋友是一位喜歡玩具的男孩。

　　不少人選擇答案（2）。其實，答案（2）是由“小朋友是一位男孩”與“小朋友喜歡玩具”這兩個事件構成的一個“合取事件”，屬于答案（1）的子集，故答案（1）才是正確的。行為經濟學大師丹尼爾·卡尼曼與阿莫斯·特沃斯將選擇答案（2）這種行為偏差稱為合取謬誤。

　　第二，滑坡謬誤。順沿著某個因果鏈條一路推之，直至獲得一個不平凡的結論，這一過程讓人們充滿了智力上的成就感。但不幸的是，人們在此過程中很容易陷入滑坡謬誤，將每一個環節“有可能如此”夸大為“必然如此”，以致最終所推出的結論因建立在一系列可疑前提之上而謬以千里。

　　例如，有這樣一首西方民謠：“失了一顆鐵釘，丟了一只馬蹄鐵；丟了一只馬蹄鐵，折了一匹戰馬；折了一匹戰馬，損了一位國王；損了一位國王，輸了一場戰爭；輸了一場戰爭，亡了一個帝國。”如果有人根據此民謠得出結論：一個帝國因一顆小小的鐵釘而滅亡，那么就屬于典型的滑坡謬誤。對滑坡謬誤最精當的批評，也許是哲學家悉尼·胡克的一句名言：“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

　　從認知上看，陰謀論還反映了人們試圖解釋偶然事件的行為偏差。人類的大腦是一個“貪得無厭的意義制造者”，總是竭力從原本沒有規律的地方尋找規律。在人類漫長的進化過程中，這一本能具有適應性的一面——面對未知之物，我們那些疑心重重的祖先，偏執于尋找關于威脅的任何蛛絲馬跡，因為高度警覺而更容易存活下來，并繁衍后代。但正如馬克·舍恩與克里斯汀·洛貝格兩位作者在《你的生存本能正在殺死你》一書中所強調，在現代社會，原始的生存本能過于敏感，也會毀掉人們的健康生活。

　　陰謀論的泛起除了與公眾科學素養不足以及容易陷入某些行為偏差有關，亦屬于一種重要的社會心理現象。根據心理學家埃里西·弗洛姆的觀點，任何一種學說或者思想的影響取決于它所吸引的那些人“性格結構中的心理需求程度大小”；只要某種思想答復了某些社會群體的強大心理需求，它就會成為歷史上的一種強大力量。就陰謀論而言，當整個社會面臨突發風險事件等重大沖擊時，其就成為滿足公眾對控制感需求的一種重要途徑。

　　具體而言，人們會因控制感被外部沖擊所侵蝕而倍感焦灼不安，進而會努力去尋求事件的真相，以將事件的影響納入到可測、可控的范圍內。但給定公眾所擁有的知識、經驗以及所能獲得的信息，事件的真相往往顯得過于復雜而難以理解。此時，通過抽掉專業知識的門檻，陰謀論以淺入淺出的“故事模式”，為公眾提供了一個看似清晰的解釋框架，從而緩解了公眾面對專業知識和復雜事物時的無助感，幫助他們重拾控制感。

　　三，如何抗擊陰謀論

　　正如《柳葉刀》所聲明，陰謀論除了制造恐慌、謠言、偏見，損害全球共同抗擊新冠肺炎這種疾病的工作外，別無他用。那么，我們又該如何抗擊與新冠肺炎疫情等突發風險事件有關的陰謀論呢？

　　突發風險事件引發公眾恐慌，成為滋生陰謀論的一大溫床。而公眾產生恐慌的一大源頭是，不掌握整個事件發展態勢的可靠信息。因此，公共部門應主動加強與公眾的信息溝通。在信息溝通中，公眾一般處于詢問、接受信息的被動位置，而處于主動位置的公共部門能否將公眾視為伙伴，對于溝通的有效性具有決定性影響。

　　在“伙伴”模式下，公共部門應努力向公眾提供直接、完全的答復，確保信息的公開與透明；應坦率承認對于某些信息并不掌握；當信息披露有誤時，應勇于承認錯誤，并及時糾正。如果公共部門不采取“伙伴”模式，而是一味采取“決定、宣布、辯護（Decide，Announce，Defend）”模式，即所謂的DAD模式，那么就很難與公眾建立起真正的信任。

　　公眾產生恐慌的另一大源頭是，缺乏專業知識背景，無法對事件源起進行正確解釋，對事件影響進行客觀評估，對事件發展進行合理預測。因此，相關領域的權威專家應及時出面，就公眾所關心或者感興趣的問題，作出專業而又容易被理解的解釋。

　　專家并非無所不知，但專業意見及時出現，對于引導公眾回歸理性至關重要。整個社會必須警惕走向反智主義——正如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所言：“反智主義作為一種態度，不是單一的情感取向，而是正反情感并存，他們對理智和知識分子的絕對排斥是罕見的。”

　　公共部門以及專家與公眾的信息溝通，均離不開新聞媒體的中介作用，新聞媒體能夠大大提升溝通的效率。但也要警惕，一些偏離事實的文章亦會成為擾亂公眾認知或心理狀態的誘因，對公眾的非理性行為推波助瀾。因此，新聞媒體的報道應恪守“客觀、公正、真實、準確”四大原則，媒體從業人員尤其謹防自己的主觀認知成為信息傳播中的誤差源。

　　為了抗擊陰謀論，除了加強信息溝通，充分發揮專家與新聞媒體的作用，整個社會還應大力弘揚科學精神。陰謀論是偽科學，而科學是偽科學最好的解毒劑。在此有必要澄清，公眾很容易認為科學僅僅代表生物、化學、物理等方面的復雜知識，但從方法論上看，科學其實并非知識的一部分，而是看待事物的一種方式，是辨別真偽、防止我們被他人甚至自己所愚弄的一種有效的思維模式。

　　就個人而言，雖然出于人類的一些本能，即使最理性的人，在這個網絡已為流言插上翅膀的喧囂時代，也可能有一顆相信陰謀論的心，但我們應努力提升科學素養，用理智抵制蠱惑，用科學戰勝愚昧。

　　最后，就讓我們以英國科學家、小說家查爾斯·珀西·斯諾的告誡，來作為本文的結語——“愚蠢的多疑和憤世嫉俗同樣是真理的敵人。”

　　（作者姚耀軍為浙江工商大學金融學院教授，楊奇明為浙江理工大學經管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