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所有制改革的重大突破與民營經濟發展

　　2019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營造更好發展環境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這一重要文件體現了中央一以貫之的、堅定不移發展壯大民營經濟的戰略決心，也體現出中央為民營經濟發展提供長期戰略保障、增強民營企業改革發展信心的深刻用意與戰略定力。

　　四十多年來，我國在所有制改革領域取得的理論和實踐的重大突破，是解讀改革開放偉大成就與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密碼。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的單一社會主義公有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歷史變遷，是一次漫長的、寶貴的、思想和實踐不斷碰撞的探索過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條件下多元所有制結構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制最鮮明的特征之一。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的“兩個毫不動搖”，是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所有制結構以及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地位的最精準概括。“兩個毫不動搖”不是短期性的權宜之計，而是保證我國經濟繁榮發展、國家長治久安的戰略抉擇。

　　把增量改革與存量改革相結合、以增量改革促存量改革，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的精髓，也是逐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保障。改革開放初期城市和鄉村民營經濟的快速崛起，為我國國有企業的體制變遷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和體制條件。民營經濟分擔了國有企業改革所產生的就業壓力和其他成本，極大地降低了社會摩擦成本和社會震蕩成本。作為增量改革的重要成果，民營經濟為國有企業存量改革贏得了寶貴的時間與空間，極大地推動了國有企業的存量改革，進而使中國的漸進改革模式得以成功。這是中國改革與蘇聯東歐國家改革的最大區別之一，是兩種改革模式的“大分流”。民營經濟的迅猛發展還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提供了重要推動力，產生了重要的倒逼效應，而市場機制的不斷完善又為國有經濟的發展壯大和體制變遷提供了充分的機制支撐。因此，從改革開放的長期視角來看，民營經濟不僅對我國的經濟增長、就業、稅收作出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貢獻，同時對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構建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只有從這個高度來認識民營經濟，才能全面、正確地評估民營經濟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構建中的巨大價值。

　　為民營經濟繁榮發展提供長期性、穩定性、系統性的制度框架

　　此次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的《意見》，與此前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的《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2016年11月4日）、《關于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意見》（2017年9月8日）共同形成了一個有機的制度組合。這“三連炮”以空前的高規格、高密度出臺，其釋放的信號是極其明顯的，那就是要為中國的長治久安、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的共同發展提供強大且持久的制度支持。中央所制定的這些政策，不是為了應對短期的經濟周期波動、眼前的經濟增長以及促進就業，而是為民營經濟的長遠發展繁榮提供長期性、穩定性和系統性的制度框架，要給民營經濟一個長期穩定發展預期，推動民營企業高質量可持續發展。

　　要從所有制結構層面認識穩定基本經濟制度對我國經濟長期增長的重要意義。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而民營經濟是這一基本經濟制度重要的、不可替代的組成部分。為此，必須對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實現平等的權利保障、對民營企業的發展進行有力的支持引導。對此，《意見》給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長遠性的制度措施。

　　第一，要對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實施平等的產權保護，既要嚴格保護國有經濟產權，保障國有資本保持增值，同時又要切實保護民營經濟合法的財產權利和其他與所有權相關的權利。此次《意見》重申要保護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合法財產，持續甄別糾正侵犯民營企業和企業家人身財產權的冤錯案件等，釋放出的平等保護民營經濟產權的信號是極為強烈的。

　　第二，要在所有競爭性領域對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進行平等地市場準入，形成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依據各自比較優勢和稟賦結構進行公平平等競爭的局面，這就需要在所有競爭性領域鼓勵競爭，防止壟斷。此次《意見》提出，要深化“放管服”改革，進一步精簡市場準入行政審批事項，不得額外對民營企業設置準入條件，在電力、電信、鐵路、石油、天然氣等重點行業放開競爭性業務，在基礎設施、社會事業、金融服務業等領域大幅放寬市場準入，并強化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剛性約束，破除招投標隱性壁壘。這些操作性極強的措施，對于建立競爭性市場機制、鼓勵民營企業進入競爭性領域開展平等公平的市場競爭，具有重要意義。

　　第三，《意見》強調要保障民營企業依法平等地使用資源要素；強調要實施公平統一的市場監管制度，規范執法自由裁量權，公正文明執法，健全執法司法對民營企業的平等保護機制，保障民營經濟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保障各類所有制企業在市場監管中獲得公平公正待遇。

　　第四，要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形成全社會尊重企業家、激勵和弘揚企業家精神的社會氛圍，并運用有效的政策手段和法律手段保障企業家的合法權益。《意見》中提出要弘揚愛國敬業、遵紀守法、艱苦奮斗、創新發展、專注品質、追求卓越、誠信守約、履行責任、勇于擔當、服務社會的優秀企業家精神，要引導企業家加強自我學習、自我教育、自我提升，珍視自身社會形象，把守法誠信作為安身立命之本。這些提法和措施，對于新時代進一步激發和弘揚民營企業家精神，是極為有益的。

　　當然，還有一個關鍵的問題，就是要進一步探索如何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推動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共同發展。混合所有制是推動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共贏共生的重要機制，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共贏共生的重要動力。要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過程中，鼓勵宏觀和微觀混改模式的結合。所謂宏觀混改模式，就是在國民經濟中既允許和鼓勵國有經濟發展，又允許和鼓勵民營經濟發展，即鼓勵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在一個國家并存共生；所謂微觀混改模式，就是一個企業內部既有國有經濟股份，又有民營經濟股份，從而形成國有股份和民營股份有機結合的企業所有制結構。在我國，這兩種混改模式都是被允許和鼓勵的，宏觀混改的核心在于放開市場準入，打破壟斷，在競爭性領域鼓勵平等的市場競爭；而微觀混改的核心在于不同產權性質的股份在一個企業內部的交叉，其關鍵在于改善公司的治理結構。因此，微觀混改模式和宏觀混改模式應同時推進，這樣既能完善我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又能從微觀上改善企業的治理結構，使國有企業的治理法治化、市場化。同時，還要鼓勵雙向的混改模式，也就是說，不僅要鼓勵國有企業引入民營經濟股份，還要鼓勵民營企業引入國有經濟股份，從而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企業所有制結構。這對于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協調發展、企業所有制結構的優化和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都是十分有益的。

　　未來，民營經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要經歷深刻的自我變革與自我創新

　　從更深層次上說，《意見》所體現的總體精神，就是要實現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法治化、市場化，也就是說，無論是國有經濟還是民營經濟，都要以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法治化、市場化為指導原則，進一步建立完善激勵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的體制機制，尤其要將對民營經濟的支持鼓勵和規范發展的制度框架納入法治化軌道；要遵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以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為目標導向，構建親清政商關系，規范政企溝通機制，實現民營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為中國長治久安夯實體制基礎。

　　但同時我們也要思考，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平等參與者，民營經濟自身是否存在一些與其可持續發展需求不相匹配的問題。四十多年來，我國民營經濟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展現出極大的活力和生命力，民營經濟體系涌現了為數不少的優秀企業和企業家，但也暴露出一些內在問題。

　　從民營經濟自身角度來說，當前阻礙我國民營經濟發展的問題主要體現在：很多民營企業的創新能力不足，從而導致其長遠發展的內在動力不足；一些民營企業的行為短期化，缺乏高瞻遠矚的目標規劃與持之以恒的工匠精神，很少在自己的領域長期深扎苦干；一些民營企業功利主義、短期機會主義的經營理念還比較普遍，極大地阻礙了民營企業向更高水平邁進；還有不少民營企業管理方式較為落后，公司治理和企業經營都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從企業家精神的層面來看，四十多年來，我國民營經濟的高速發展培育出一批優秀的企業家，但是從民營經濟總體來看，企業家精神的缺乏成為制約民營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民營企業家精神需要進一步培育，民營企業家的管理素質、市場意識、契約意識、合規意識、社會責任意識等還有待提升。

　　要解決這些涉及民營經濟長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深層次問題，除了國家層面要致力于保護產權、鼓勵市場競爭、放寬市場準入、激勵企業家精神、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和法治化之外，民營企業自身也要進行深刻地自我反省、自我剖析、自我更新、自我提升：前者是為民營經濟發展提供一個外在的法治化的寬松環境和制度保障，而后者才是民營經濟自身長遠發展的內在動力源泉。《意見》的第五部分“鼓勵引導民營企業改革創新”和第六部分“促進民營企業規范健康發展”，用很大的篇幅強調如何引導民營企業深化改革和加強技術創新、鼓勵民營企業轉型升級優化重組、引導民營企業合規經營和聚精會神辦實業。這些內容都旨在從民營企業自身的角度引導其提高質量，實現轉型發展，其用意可謂深切。

　　未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國內市場和全球市場的競爭將極為激烈，根據市場規律，一些管理不善、創新能力不足、經營方式和公司治理模式落后的民營企業必將被淘汰。這一點需要民營企業進行深刻的反思、自新，練好內功。

　　造就卓越的民營企業、造就優秀的民營企業家可謂任重道遠。在推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向前發展的過程中，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民營經濟要完成自身的使命，要實現“鳳凰涅槃”，就必須進行自我變革和創新，抓住機遇，從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兩個層面實現高質量可持續發展。

　　（作者： 王曙光，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