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年末的一天，在第二機械工業部二局擔任技術處組長的徐蘭如正在辦公室埋頭工作，二局干部處處長推門走了進來：“你要調動工作了。”

　　“調到哪里呀？”徐蘭如問。

　　“那是個保密單位，情況我們也不清楚，報到以后，你就知道了。”

　　過完1957年新年假期，徐蘭如拿著調令和介紹信來到位于北京西邊的馬神廟，后又和其他幾名來報到的同志乘吉普車前往466醫院所在地……

　　徐蘭如新調入的單位，名為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是我國第一個導彈研究機構。當時的他未曾意識到，1957年1月4日這天，是他結緣導彈事業并為之奮斗終身的起點；而三年之后，中國成功仿制的第一枚導彈“1059”的出廠合格證，正是由他親自簽發。

　　國防部第五研究院舊址

　　觀看短片，帶你走近“1059”那些事兒

　　神秘的“1059”

　　1956年國防部五院成立時即明確了建院方針：自力更生為主，力爭外援和利用資本主義國家已有的科學成果。這一方針深刻影響著共和國航天事業乃至整個科技事業的發展進程。

　　1957年12月，根據中蘇當年10月簽訂的《關于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以及在中國建立綜合性原子能工業的協定》（簡稱國防新技術協定）中的約定，蘇聯研制的兩發P-2導彈及其一套地面設備悄然運抵位于北京云崗的五院一分院所在地。蘇軍一個縮編的P-2導彈營100余人同時到達，負責導彈的測試、發射等操作訓練。

　　至此，從仿制P-2導彈起步、發展我國航天事業的大幕正式拉開。

　　其實，早在1956年年底，蘇聯曾提供給中國兩發P-1導彈供教學使用。通過拆裝、測繪和反設計，五院的研制人員初步了解了導彈的基礎知識，為后續研制工作做了鋪墊。

　　此次蘇聯提供的P-2導彈是P-1導彈的改進型，但并非蘇聯手中最先進的型號。對此，聶榮臻副總理說，蘇聯給的東西雖然不是先進的，但卻是我們所沒有的。仿制這種導彈總比我們從頭摸索便捷多了，應當好好學習。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展出的東風一號導彈

　　劉淮宇攝

　　1958年春，上級明確了仿制P-2導彈的分工，一分院負責總體設計和彈體、發動機研制，二分院負責控制系統的研制。當時計劃的目標是1959年9月完成第一批導彈總裝出廠，爭取國慶節試射。這也是任務代號定為“1059”的原因。

　　關于“1059”的由來，徐蘭如在口述自傳中提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細節：“1059”也是當時一種高效殺蟲劑的名稱，在農業和林業上應用廣泛。“只要一用它，害蟲就很快被殺死。可見，當時想出這樣一個代號也是很動了一番腦筋的。”他回憶說。

　　織就全國協作網

　　針對仿制“1059”急需解決的沒有總裝廠的問題，錢學森召集人員進行了專門討論。一部的謝光選提出：“蓋一個新工廠，憑我過去在兵工廠的經驗，四年也造不出火箭，不如選一個舊廠加以改造。”這一意見得到了大家的贊成。

　　綜合考慮地理位置、工業基礎等因素，高層最終決定將隸屬于二機部四局的北京南苑飛機修理試制廠211廠劃歸五院，改造后使用。當時在211廠擔任領導的冬春回憶，早在1958年6月工廠交接之時上級就反復強調，試制生產火箭與飛機有相似之處又有不同，既不能因為過去搞過飛機而輕視火箭，也不能叫火箭把我們難住。為此，全廠組織近千人開展大學習，還派出36人到長辛店結合實物和資料，加深學習和理解。

　　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導彈生產車間舊址

　　在一部，人們在抓緊翻譯與復制從蘇聯運來的P-2導彈圖紙資料，以便盡快搞清設計思路、方便下廠仿制。由于專業的制圖人員稀缺，領導決定讓剛畢業的年輕人一齊上陣，參加翻譯和描圖大會戰。描圖員陳耀海回憶，這項工作用時整整一個月，最緊張的時候一天只能休息幾個小時，有時描著描著就趴桌上睡著了。

　　1958年8月，為便于開展仿制工作，一分院整體遷入南苑地區。至此，以北京南苑為中心，一張圍繞“1059”仿制織就的全國協作網正式鋪開。航天檔案館珍藏的“1059”器材供應分布圖顯示：全國約有30多個省（區市）、1400多個單位直接或間接參與了仿制工作，涉及航空、電子、兵器、冶金、建材、輕工、紡織等領域。

　　開展技術人員與工人、工藝人員“三結合”活動

　　據參與“1059”地面設備研制工作的李春山回憶，導彈起豎—運輸車是委托太原一家兵工廠生產的。由于整套地面設備化名為“前門牌拖拉機”，產品對外叫“履帶板”，工廠內除極少數人外都不清楚產品的用途和重要性，生產進度和質量一度受到嚴重影響。

　　后來，李春山他們一面向北京反映情況，一面聯系工廠黨委匯報、請求支持。經過近兩年的蹲廠跟產，他們最終完成了設備仿制任務。

　　“我非常懷念過去的日子”

　　陸壽茂今年85歲，身體康健。曾任“1059”遙測系統設計主管的他，提起那段歷史一下打開了話匣子：“我非常懷念過去的日子，想念為‘1059’作出貢獻的老戰友們，還有當時的科研攻關氛圍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陸壽茂回憶，那個時候在一分院工作的多為剛畢業的大學生、中專生，以及負責政治工作的一部分部隊干部。人們的生活很有規律，每天早晨要集體操練，白天工作效率很高，晚上都按時休息。

　　科研人員使用手搖計算機工作

　　當時的年輕科技人員大多沒學過導彈設計，急需補課。在領導的號召下，大家學習熱情很高，辦公樓每晚十點仍舊燈火通明。

　　當時在一部2室工作的苗逢辰回憶，一部政委劉川詩的辦公桌上也擺滿了技術書和資料，他在鼓勵大家學習的同時自己也在苦學。最令陸壽茂感動的是領導對科研人員在技術上的充分信任和生活上的全面保障。

　　“我們提出需要什么零部件或設備，領導千方百計也要幫著協調到。”“我們加班時領導和政工人員給我們做好面條，這面條只供我們吃，他們不吃。”談及此處他潸然淚下。

　　老同志們說，沒人給壓力“要求我們怎樣做”，都是自己要把工作做好，“如果沒做好就覺得臉上無光”。

　　陸壽茂透露，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中，社會上的單位懸掛標語口號是很常見的。但聶榮臻對科技工作的規律非常了解，明確提出辦公室要干干凈凈、安安靜靜，墻上不掛任何東西。1958年各地掀起大煉鋼鐵熱潮，聶帥又一次頂住壓力指出完成導彈仿制是最大的政治，航天人不參加大煉鋼鐵。

　　為中蘇友誼而來

　　從1958年下半年開始，蘇聯派出的專家陸續抵達。馬神廟作為老五院機關所在地，也是蘇聯專家及家屬在北京的主要居住地之一。

　　這些專家年齡從30多歲到50多歲不等，許多都有參加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經歷。中方高度重視蘇聯專家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保障。當時，陸壽茂的老師、導彈遙測系統專家斯特里的孩子尚在襁褓中，妻子照顧不過來，中方專門為他們家請了保姆。

　　蘇聯專家和一部科研人員在一起

　　仿制工作初期，針對研制隊伍中出現的不切實際的冒進趨勢，聶榮臻指出，仿制是爬樓梯，爬上樓梯才是平地，那時再學跑步，要通過仿制爬樓梯、大練兵，再向獨立設計發展。為充分發揮專家作用加快仿制工作，五院下發虛心向蘇聯專家學習的通知，要求把“1059”的資料吃透，凡是有蘇聯專家的單位都指定專人跟班學習。

　　陸壽茂介紹，那時候專家一般9點到單位，他們則8點就到崗，提前做功課、準備問題。對于提問，有些專家當場給予回答，有些則要回去作準備，下次過來時再解答。

　　1959年梁守槃（左）、任新民（右）和蘇聯專家在北京香山

　　后來擔任211廠副總工程師的辜仲華生前回憶，專家為仿制工作傾注了大量心血，在他們的悉心指導和手把手輔導下，211廠200多名修飛機的鉚工學習高溫釬焊、氬弧焊等焊接技術，成功變身為制造導彈的焊工。總體來看，當時來華工作的蘇聯專家大都對中蘇友誼懷有深厚感情，愿意在允許的條件下盡己所能，幫助中國人解決仿制中遇到的問題。

　　工作之余，許多蘇聯專家與中國航天人建立了深厚友誼。辜仲華、陸壽茂都與記者分享了獲邀到馬神廟專家住處參加家庭聚會的故事。來自江蘇鹽城的陸壽茂喜歡吃甜食，斯特里老師家里準備的沙拉、列巴是他的最愛；而中國的水餃則是蘇聯專家鐘情的食物，這樣的餐食真可稱得上中西合璧。

　　中國人民是聰明的

　　由于工業基礎薄弱、蘇聯提供資料不完備、仿制生產需要解決的難題較多，按計劃在1959年10月發射“1059”的目標無法實現。本著實事求是原則，上級同意任務節點推遲。

　　1960年夏，正當仿制進入決戰的關鍵階段，蘇聯突然宣布中斷援助、撤走專家。在為歡送蘇聯專家召開的座談會上，斯特里動情地說，有幸來中國盡我所能一起工作，這樣的經歷十分難得。我相信中國人有足夠智慧，仿制工作一定會取得成功。

　　當此之時，聶榮臻指示五院一定要爭口氣，依靠我們自己的專家，自力更生，立足國內，仿制“1059”絕不動搖，無論如何要搞出來。他還對五院的領導王秉璋、王諍說，中國人民是聰明的，并不比別的民族笨，要依靠我國自己的專家和工人搞出自己的導彈。

　　科研人員群策群力解決問題

　　蘇聯撤走專家確實對仿制工作造成一定困難，但徐蘭如對此有著辯證的看法。他認為，蘇聯專家的撤走，逼得中國人自己動腦、動手、創新，充分發揮出聰明才智。這一觀點在許多方面能得到印證：蘇聯專家認為中國生產的發動機推進劑不合格，需要從蘇聯進口，一部主任、“1059”總設計師梁守槃經過計算分析，證明國產推進劑完全滿足使用需求；為推進劑箱體增壓需要一種氣瓶，在蘇聯是用大直徑薄壁無縫鋼管制造的，而中國尚不具備生產條件，后來航天人大膽選用國產厚壁無縫鋼管，加工出薄壁無縫鋼管，成功實現替代……

　　仿制工作進入攻堅階段時，徐蘭如的擔子更重了。由于梁守槃奉調去發動機研究所任所長，徐蘭如要代總設計師工作，同時由于兼任211廠的副總工程師，在總工程師不在時還要代總工程師把關。徐蘭如回憶，那段日子基本天天扎在單位，晚上要一直忙到沒有問題積壓為止。

　　徐蘭如（左三）與同事討論工作

　　1960年10月23日，完成仿制的3枚“1059”（2枚戰斗彈，1枚遙測彈）和儀器、地面設備搭乘專列，從北京前往建成不久的酒泉發射場。來自一部的試驗隊員戴曉林回憶，這趟專列保衛等級很高，沿途由部隊官兵和民兵分兩層護衛。

　　導彈起豎吊裝

　　1960年11月5日9點02分，由徐蘭如親手簽發“準生證”的“1059”導彈噴著火焰從發射臺緩緩升起，直刺云霄。約8分鐘后，成功命中目標的消息傳來，人們歡呼雀躍。

　　發射成功之后，聶榮臻在發射陣地會見參試人員。他高興地問，豎立的導彈象征著什么？戴曉林沉思一下，響亮地回答：“像一把利劍高聳藍天，直刺敵人的心臟。”旁邊的張愛萍將軍稱贊道，說得好！說得好！

　　在基地專門為任務成功舉辦的慶功宴上，聶榮臻在發表講話時對“1059”的成功發射給予高度評價：“在祖國的地平線上，飛起了我國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導彈，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是工人、技術人員、干部以及解放軍指戰員辛勤勞動的結果，也是我軍裝備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當年12月6日和16日，“1059”又分別進行了兩次發射試驗，均獲成功。“1059”后來被命名為“東風一號”，從技術上看它雖不是十分先進的，但畢竟是我國導彈事業從無到有的第一步，用徐蘭如生前在自傳中的話說，可謂“東風第一枝”。

　　參考資料：《兵工·導彈·大三線——徐蘭如口述自傳》《紀念中國航天事業創建60周年叢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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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號1059：迎來“東風第一枝”

　　2019年8月24日 09:44來源:中國航天報

　　原標題：代號1059：迎來“東風第一枝”

　　1956年年末的一天，在第二機械工業部二局擔任技術處組長的徐蘭如正在辦公室埋頭工作，二局干部處處長推門走了進來：“你要調動工作了。”

　　“調到哪里呀？”徐蘭如問。

　　“那是個保密單位，情況我們也不清楚，報到以后，你就知道了。”

　　過完1957年新年假期，徐蘭如拿著調令和介紹信來到位于北京西邊的馬神廟，后又和其他幾名來報到的同志乘吉普車前往466醫院所在地……

　　徐蘭如新調入的單位，名為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是我國第一個導彈研究機構。當時的他未曾意識到，1957年1月4日這天，是他結緣導彈事業并為之奮斗終身的起點；而三年之后，中國成功仿制的第一枚導彈“1059”的出廠合格證，正是由他親自簽發。

　　國防部第五研究院舊址

　　觀看短片，帶你走近“1059”那些事兒

　　神秘的“1059”

　　1956年國防部五院成立時即明確了建院方針：自力更生為主，力爭外援和利用資本主義國家已有的科學成果。這一方針深刻影響著共和國航天事業乃至整個科技事業的發展進程。

　　1957年12月，根據中蘇當年10月簽訂的《關于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以及在中國建立綜合性原子能工業的協定》（簡稱國防新技術協定）中的約定，蘇聯研制的兩發P-2導彈及其一套地面設備悄然運抵位于北京云崗的五院一分院所在地。蘇軍一個縮編的P-2導彈營100余人同時到達，負責導彈的測試、發射等操作訓練。

　　至此，從仿制P-2導彈起步、發展我國航天事業的大幕正式拉開。

　　其實，早在1956年年底，蘇聯曾提供給中國兩發P-1導彈供教學使用。通過拆裝、測繪和反設計，五院的研制人員初步了解了導彈的基礎知識，為后續研制工作做了鋪墊。

　　此次蘇聯提供的P-2導彈是P-1導彈的改進型，但并非蘇聯手中最先進的型號。對此，聶榮臻副總理說，蘇聯給的東西雖然不是先進的，但卻是我們所沒有的。仿制這種導彈總比我們從頭摸索便捷多了，應當好好學習。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展出的東風一號導彈

　　劉淮宇攝

　　1958年春，上級明確了仿制P-2導彈的分工，一分院負責總體設計和彈體、發動機研制，二分院負責控制系統的研制。當時計劃的目標是1959年9月完成第一批導彈總裝出廠，爭取國慶節試射。這也是任務代號定為“1059”的原因。

　　關于“1059”的由來，徐蘭如在口述自傳中提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細節：“1059”也是當時一種高效殺蟲劑的名稱，在農業和林業上應用廣泛。“只要一用它，害蟲就很快被殺死。可見，當時想出這樣一個代號也是很動了一番腦筋的。”他回憶說。

　　織就全國協作網

　　針對仿制“1059”急需解決的沒有總裝廠的問題，錢學森召集人員進行了專門討論。一部的謝光選提出：“蓋一個新工廠，憑我過去在兵工廠的經驗，四年也造不出火箭，不如選一個舊廠加以改造。”這一意見得到了大家的贊成。

　　綜合考慮地理位置、工業基礎等因素，高層最終決定將隸屬于二機部四局的北京南苑飛機修理試制廠211廠劃歸五院，改造后使用。當時在211廠擔任領導的冬春回憶，早在1958年6月工廠交接之時上級就反復強調，試制生產火箭與飛機有相似之處又有不同，既不能因為過去搞過飛機而輕視火箭，也不能叫火箭把我們難住。為此，全廠組織近千人開展大學習，還派出36人到長辛店結合實物和資料，加深學習和理解。

　　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導彈生產車間舊址

　　在一部，人們在抓緊翻譯與復制從蘇聯運來的P-2導彈圖紙資料，以便盡快搞清設計思路、方便下廠仿制。由于專業的制圖人員稀缺，領導決定讓剛畢業的年輕人一齊上陣，參加翻譯和描圖大會戰。描圖員陳耀海回憶，這項工作用時整整一個月，最緊張的時候一天只能休息幾個小時，有時描著描著就趴桌上睡著了。

　　1958年8月，為便于開展仿制工作，一分院整體遷入南苑地區。至此，以北京南苑為中心，一張圍繞“1059”仿制織就的全國協作網正式鋪開。航天檔案館珍藏的“1059”器材供應分布圖顯示：全國約有30多個省（區市）、1400多個單位直接或間接參與了仿制工作，涉及航空、電子、兵器、冶金、建材、輕工、紡織等領域。

　　開展技術人員與工人、工藝人員“三結合”活動

　　據參與“1059”地面設備研制工作的李春山回憶，導彈起豎—運輸車是委托太原一家兵工廠生產的。由于整套地面設備化名為“前門牌拖拉機”，產品對外叫“履帶板”，工廠內除極少數人外都不清楚產品的用途和重要性，生產進度和質量一度受到嚴重影響。

　　后來，李春山他們一面向北京反映情況，一面聯系工廠黨委匯報、請求支持。經過近兩年的蹲廠跟產，他們最終完成了設備仿制任務。

　　“我非常懷念過去的日子”

　　陸壽茂今年85歲，身體康健。曾任“1059”遙測系統設計主管的他，提起那段歷史一下打開了話匣子：“我非常懷念過去的日子，想念為‘1059’作出貢獻的老戰友們，還有當時的科研攻關氛圍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陸壽茂回憶，那個時候在一分院工作的多為剛畢業的大學生、中專生，以及負責政治工作的一部分部隊干部。人們的生活很有規律，每天早晨要集體操練，白天工作效率很高，晚上都按時休息。

　　科研人員使用手搖計算機工作

　　當時的年輕科技人員大多沒學過導彈設計，急需補課。在領導的號召下，大家學習熱情很高，辦公樓每晚十點仍舊燈火通明。

　　當時在一部2室工作的苗逢辰回憶，一部政委劉川詩的辦公桌上也擺滿了技術書和資料，他在鼓勵大家學習的同時自己也在苦學。最令陸壽茂感動的是領導對科研人員在技術上的充分信任和生活上的全面保障。

　　“我們提出需要什么零部件或設備，領導千方百計也要幫著協調到。”“我們加班時領導和政工人員給我們做好面條，這面條只供我們吃，他們不吃。”談及此處他潸然淚下。

　　老同志們說，沒人給壓力“要求我們怎樣做”，都是自己要把工作做好，“如果沒做好就覺得臉上無光”。

　　陸壽茂透露，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中，社會上的單位懸掛標語口號是很常見的。但聶榮臻對科技工作的規律非常了解，明確提出辦公室要干干凈凈、安安靜靜，墻上不掛任何東西。1958年各地掀起大煉鋼鐵熱潮，聶帥又一次頂住壓力指出完成導彈仿制是最大的政治，航天人不參加大煉鋼鐵。

　　為中蘇友誼而來

　　從1958年下半年開始，蘇聯派出的專家陸續抵達。馬神廟作為老五院機關所在地，也是蘇聯專家及家屬在北京的主要居住地之一。

　　這些專家年齡從30多歲到50多歲不等，許多都有參加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經歷。中方高度重視蘇聯專家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保障。當時，陸壽茂的老師、導彈遙測系統專家斯特里的孩子尚在襁褓中，妻子照顧不過來，中方專門為他們家請了保姆。

　　蘇聯專家和一部科研人員在一起

　　仿制工作初期，針對研制隊伍中出現的不切實際的冒進趨勢，聶榮臻指出，仿制是爬樓梯，爬上樓梯才是平地，那時再學跑步，要通過仿制爬樓梯、大練兵，再向獨立設計發展。為充分發揮專家作用加快仿制工作，五院下發虛心向蘇聯專家學習的通知，要求把“1059”的資料吃透，凡是有蘇聯專家的單位都指定專人跟班學習。

　　陸壽茂介紹，那時候專家一般9點到單位，他們則8點就到崗，提前做功課、準備問題。對于提問，有些專家當場給予回答，有些則要回去作準備，下次過來時再解答。

　　1959年梁守槃（左）、任新民（右）和蘇聯專家在北京香山

　　后來擔任211廠副總工程師的辜仲華生前回憶，專家為仿制工作傾注了大量心血，在他們的悉心指導和手把手輔導下，211廠200多名修飛機的鉚工學習高溫釬焊、氬弧焊等焊接技術，成功變身為制造導彈的焊工。總體來看，當時來華工作的蘇聯專家大都對中蘇友誼懷有深厚感情，愿意在允許的條件下盡己所能，幫助中國人解決仿制中遇到的問題。

　　工作之余，許多蘇聯專家與中國航天人建立了深厚友誼。辜仲華、陸壽茂都與記者分享了獲邀到馬神廟專家住處參加家庭聚會的故事。來自江蘇鹽城的陸壽茂喜歡吃甜食，斯特里老師家里準備的沙拉、列巴是他的最愛；而中國的水餃則是蘇聯專家鐘情的食物，這樣的餐食真可稱得上中西合璧。

　　中國人民是聰明的

　　由于工業基礎薄弱、蘇聯提供資料不完備、仿制生產需要解決的難題較多，按計劃在1959年10月發射“1059”的目標無法實現。本著實事求是原則，上級同意任務節點推遲。

　　1960年夏，正當仿制進入決戰的關鍵階段，蘇聯突然宣布中斷援助、撤走專家。在為歡送蘇聯專家召開的座談會上，斯特里動情地說，有幸來中國盡我所能一起工作，這樣的經歷十分難得。我相信中國人有足夠智慧，仿制工作一定會取得成功。

　　當此之時，聶榮臻指示五院一定要爭口氣，依靠我們自己的專家，自力更生，立足國內，仿制“1059”絕不動搖，無論如何要搞出來。他還對五院的領導王秉璋、王諍說，中國人民是聰明的，并不比別的民族笨，要依靠我國自己的專家和工人搞出自己的導彈。

　　科研人員群策群力解決問題

　　蘇聯撤走專家確實對仿制工作造成一定困難，但徐蘭如對此有著辯證的看法。他認為，蘇聯專家的撤走，逼得中國人自己動腦、動手、創新，充分發揮出聰明才智。這一觀點在許多方面能得到印證：蘇聯專家認為中國生產的發動機推進劑不合格，需要從蘇聯進口，一部主任、“1059”總設計師梁守槃經過計算分析，證明國產推進劑完全滿足使用需求；為推進劑箱體增壓需要一種氣瓶，在蘇聯是用大直徑薄壁無縫鋼管制造的，而中國尚不具備生產條件，后來航天人大膽選用國產厚壁無縫鋼管，加工出薄壁無縫鋼管，成功實現替代……

　　仿制工作進入攻堅階段時，徐蘭如的擔子更重了。由于梁守槃奉調去發動機研究所任所長，徐蘭如要代總設計師工作，同時由于兼任211廠的副總工程師，在總工程師不在時還要代總工程師把關。徐蘭如回憶，那段日子基本天天扎在單位，晚上要一直忙到沒有問題積壓為止。

　　徐蘭如（左三）與同事討論工作

　　1960年10月23日，完成仿制的3枚“1059”（2枚戰斗彈，1枚遙測彈）和儀器、地面設備搭乘專列，從北京前往建成不久的酒泉發射場。來自一部的試驗隊員戴曉林回憶，這趟專列保衛等級很高，沿途由部隊官兵和民兵分兩層護衛。

　　導彈起豎吊裝

　　1960年11月5日9點02分，由徐蘭如親手簽發“準生證”的“1059”導彈噴著火焰從發射臺緩緩升起，直刺云霄。約8分鐘后，成功命中目標的消息傳來，人們歡呼雀躍。

　　發射成功之后，聶榮臻在發射陣地會見參試人員。他高興地問，豎立的導彈象征著什么？戴曉林沉思一下，響亮地回答：“像一把利劍高聳藍天，直刺敵人的心臟。”旁邊的張愛萍將軍稱贊道，說得好！說得好！

　　在基地專門為任務成功舉辦的慶功宴上，聶榮臻在發表講話時對“1059”的成功發射給予高度評價：“在祖國的地平線上，飛起了我國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導彈，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是工人、技術人員、干部以及解放軍指戰員辛勤勞動的結果，也是我軍裝備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當年12月6日和16日，“1059”又分別進行了兩次發射試驗，均獲成功。“1059”后來被命名為“東風一號”，從技術上看它雖不是十分先進的，但畢竟是我國導彈事業從無到有的第一步，用徐蘭如生前在自傳中的話說，可謂“東風第一枝”。

　　參考資料：《兵工·導彈·大三線——徐蘭如口述自傳》《紀念中國航天事業創建60周年叢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