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騙捐問題頻現，而眾籌平臺又很難獨力對眾籌發起人家庭條件審核的當下，有必要建立政企間的數據共享機制，將個體信用、家庭財務等公共數據與有需要的企業共享，協助企業、公眾完成共同監督。

　　▲吳鶴臣妻子稱錯將籌款上限設為目標金額 德云社：公司已募捐   視頻/ 新京報 我們視頻

　　在監管趨嚴和輿論對新業態漸次嚴厲的當下，倘若有哪家互聯網平臺還敢在出事后宣稱“責任有限”，恐怕只會被罵成篩子。

　　當郭德綱的弟子吳鶴臣家人在水滴籌平臺上發起一項眾籌援助時，水滴籌平臺審核人員或許根本沒意識到這次眾籌項目蘊含的道德風險。很快網友就發現，吳鶴臣作為德云社多年的弟子，不僅在北京擁有兩套房一輛車，爸媽都有退休金，而且，原本只需要十萬元的治病款，居然目標金額達到了100萬元。

　　▲網友對籌款數額高達100萬紛紛表示不解   圖/新京報

　　吳妻張泓藝先后發出三條關于吳鶴臣財產方面的證明和解釋，其中面對籌款100萬元的質疑，她表示之前沒有理解清楚“上限”的意思，并且自己根本沒有想過要籌100萬元。但爭議仍在持續。5月3日，“水滴籌”平臺將該項目關閉。

　　近年來，類似事件在網絡平臺上時有上演，此前引發軒然大波的羅爾事件也同樣如此。但這樣一起有爭議的眾籌事件發生在水滴籌上，卻多少有些讓人遺憾。就在3月27日，水滴互助宣布獲得了近5億元的B輪融資，已經成了網絡互助平臺中的獨角獸。

　　▲吳鶴臣妻子所列舉的花銷清單   圖/新京報

　　按理說，作為互助眾籌平臺，水滴籌理應承擔著更多更嚴格的審核和監督責任。這也并非水滴籌第一次遭遇類似質疑，2018年5月，水滴籌平臺曾經發生過一起騙捐事件，此后，水滴籌宣布將加強全流程風控，加強治療進展督察。

　　但吳鶴臣事件證明，水滴籌的審核依然存在漏洞。事實上，在媒體的統計之中，不僅是水滴籌，輕松籌等其他眾籌平臺都曾出現過類似事件。審核問題，已經成了網絡眾籌平臺的通病。

　　這些平臺或許忽略了一個缺陷。在傳統人情關系之中，向陌生人求助是一件困難的事，而這樣的隱形門檻，事實上也能夠限制那些試圖“不勞而獲”者——不到萬不得已，沒人會走上這樣一條困難的道路。因此，有病卻沒錢治時再去求助他人，是社會的價值共識。

　　而當網絡平臺以技術手段消滅了這一重門檻，必然導致某些“不懷好意者”蜂擁而至。對網絡平臺來說，設置某種審核上的高門檻和防火墻也就有了必要性。否則，這種商業模式就變成了對道德底線的逾越和沖擊。

　　類似的狀況不斷發生在其他領域，網約車平臺要承擔對乘客安全的保障，電商平臺要承擔對商品質量的監管，互聯網公司必須以各種技術手段來提高自身的監督審核能力，否則，以某些互聯網平臺的壟斷性特征，任何一點疏忽都是對公共利益的極大侵犯。

　　▲5月2日，居委會值班員開設了臨時捐款處，并在社區各個樓單元門口的電子公告欄發起募捐倡議。 圖/新京報記者 張靜姝 攝

　　而另一方面，監管部門也應當意識到，單靠某些互聯網平臺的力量，無法解決很多根深蒂固的社會問題。無論如何，網絡眾籌平臺以模式創新部分解決了普通人的醫療保障問題。

　　吳鶴臣事件的出現絕非個體性的善惡偶現，也不是一家平臺的弊病疏忽，歸根到底，技術的力量只是改善的原始推動力，要真正借助互聯網的力量解決社會問題，仍需要公共管理上的改革與進步。

　　比如說，既然某些騙捐問題頻頻出現在眾籌平臺上，除了要求互聯網公司規范審核責任之外，社會保障部門是否能與這些公司建立某種合作聯系？其他政府部門又是否有魄力打造一個針對民間主體的公共數據平臺，將個體信用、家庭財務等公共數據與有需要的企業共享，協助企業、公眾完成共同監督。

　　除此之外，眾籌平臺也可以考慮與各類第三方平臺合作，比如銀行、某些支付平臺等。

　　簡言之，就是打通部門與企業、企業與企業之間的數據壁壘，實現數據真正聯通共享。如此，在出現類似求助信息以后，平臺方可以依據該數據平臺進行甄別，堵上某些疑似騙捐詐捐者的渠道，提高項目的透明度和信任度，讓真正需要幫助的人獲得幫助。

　　向平臺發起求助是很大一部分個體的無奈選擇，但能否將社會資源交給真正需要的人，考驗的卻是公共部門與民間主體的協同能力。

　　□馬文（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