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直播中低俗行為怎么管

　　專家建議設置不得違反公序良俗兜底條款

　　制圖/李曉軍

　　近日，中國文化管理協會網絡文化工委在其官方微博上喊話斗魚，希望斗魚能夠“嚴守平臺內容安全生命線”。

　　事件的起因，是明星陳冠希帶孩子逛街時被斗魚某主播進行直播，陳冠希認為這一行為侵犯了其與家人的隱私權，對此非常不滿從而怒斥該主播。

　　中國文化管理協會網絡文化工委發文指出，該事件充分暴露出斗魚在內容監管方面的不足與缺陷，同時也體現出斗魚應對平臺上發布的內容承擔更大的責任。

　　這幾年，隨著監管力度的不斷加大，網絡直播中的違法違規現象已大量減少。然而，侵犯他人隱私、打色情擦邊球、傳播低俗信息等亂象仍然存在。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近日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指出，現在的網絡直播亂象與前幾年相比有著很大不同，與前幾年的涉黃涉暴等違法違規行為相比，現在更多的是侵犯他人隱私、宣揚封建迷信、傳播低俗文化等亂象。

　　“網絡直播不能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不能挑戰公序良俗。對此，有必要通過立法的方式加以規范，在對危害網絡公共秩序的行為進行界定的同時，設置不得違反公序良俗的兜底條款，推動建立一個有效的互聯網行為規則。”朱巍說。

　　打“擦邊球”低俗現象仍存在

　　4月8日，四川榮縣公安發布通報稱，2018年以來，唐某某(女)為博取眼球、增加粉絲和視頻觀看量，在農田中拍攝穿著鮮艷暴露、佩戴紅領巾的捕魚視頻，以“宜賓盈盈”賬號在某直播平臺先后上傳剪輯后的視頻，視頻播放量高達300余萬次。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規定，警方依法對其予以行政拘留十二日并處罰款一千元，責令其刪除相關視頻。

　　在朱巍看來，該女主播所做的事情，正是當前網絡直播中最常見的亂象之一——傳播低俗文化。

　　朱巍認為，隨著近些年相關制度的完善和監管力度的加大，違法違規的現象已經基本在網絡直播中消失，但更多的是開始打“擦邊球”。

　　“像女主播衣著暴露戴紅領巾捕魚這種低俗行為，在網絡直播中比較常見。事實上，這種現象幾乎從網絡直播出現時就已存在，與色情等違法行為相比，這種行為主要是違反公序良俗，更多是處于一種比較隱晦的灰色地帶。”朱巍說。

　　事實上，監管部門對于網絡直播亂象的整治早已展開，并且已經制定了相應的法規。

　　2016年12月1日，《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正式施行，對網絡直播平臺的主體責任、用戶準入審核要求、黑名單通報制度等作出了明確規定。

　　同時，相關部門依然保持對網絡直播亂象的高壓態勢。

　　4月9日，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官方微博發布消息稱，近日，為嚴厲打擊傳播低俗信息行為，營造風清氣正的網絡文化環境，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決定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網上低俗信息專項整治。

　　此次專項行動于2019年4月啟動，將持續開展8個月，綜合運用行政管理、行業規范、道德約束等多種手段，著力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重點清理網絡傳播淫穢色情和夾雜淫穢色情信息內容；以“性”為賣點，不適合傳播的內容；宣揚違背正確婚戀觀和家庭倫理道德的內容；網絡惡搞、調侃等迎合低級趣味的內容；宣揚暴力、血腥、恐怖、殘酷的內容等。

　　小直播平臺仍然亂象叢生

　　第4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8年12月，網絡直播用戶規模達3.97億。

　　未成年少女懷孕、衣著暴露與搔首弄姿、公然調侃國歌……為了爭奪巨大的市場，在過去幾年時間里，網絡直播平臺可謂是“機關算盡太聰明”，放任主播以一種低俗乃至違法違規的行為來吸引粉絲。

　　然而，這種飲鴆止渴的行為，終究是“反誤了卿卿性命”——近年來，國家網信辦接連重拳出擊，近百家直播平臺因內容涉嫌違規而被監管叫停。而且，整頓的風暴依然在持續，針對網上低俗信息的專項整治已經開始。

　　除了監管部門的大力整治，網絡直播平臺也在洗牌。

　　艾英咨詢合伙人丁潔認為，在過去幾年時間里，一些正規守法的平臺通過發展線下或者和體育、電競等行業捆綁找到了自己的特色發展渠道，也有平臺試圖通過黃色內容吸引流量，后者肯定是不會長久的，是平臺管理者短視且不計后果的手段。過去這兩三年時間已經證明，不法平臺已經被淘汰。未來，直播平臺會繼續洗牌。

　　如今，經過外部整治和內部革新的網絡直播，基本完成了從“蠻荒的上半場”到“文明的下半場”的過渡。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網絡直播正在陽光的照耀下變得更好，但一些陰暗的角落仍然存在。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田豐認為，經過多輪治理，國內主流直播平臺在主播管理、內容把關、現場監管等方面取得了很大進步，形成了較為完整的自查自糾規則，但一些隱藏在互聯網世界角落里的小直播平臺仍然亂象叢生。

　　田豐指出，小直播平臺大都是通過非正規手段、地下運營的“黑直播”，主要使用論壇評論區、彈出式小廣告以及部分非法網站來傳播，在直播內容上沒有底線，尤其以淫穢、色情、裸露內容居多，在直播形式上甚至出現明令禁止的“一對一”直播形式。

　　然而，由于運營成本低、流動性強、匿名性等原因，對小直播平臺進行治理難度非常大。

　　“這些現象也說明，網絡直播從亂向治的過程，從來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靠單方面的力量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靠監管部門、直播平臺、網絡主播等各方主體的合作。”朱巍說。

　　立法應對禁播內容進行列舉

　　對于網絡直播中存在的低俗行為等亂象，專家建議立法進行規范。

　　昆明理工大學教授張鶴認為，網絡直播空間雖具有個人屬性特征，但是互聯網也具有更多的公共空間的屬性。因此，堅守法律底線和遵守公序良俗，應當成為網絡直播中最基本的常識。

　　張鶴建議，在立法時，對《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實施以來的經驗加以總結，采取列舉式將法律禁止直播的內容、行為等具體化，從而提升法律的可操作性。

　　廣東省律師協會政府法律顧問專業委員會委員陳一天認為，除了對法律禁止的網絡直播行為進行列舉，還應設置兜底條款。

　　談到網絡直播，陳一天對“兩主播直播在宜家過夜”事件記憶猶新。

　　2016年12月的一天晚上，一男一女兩名主播進入北京市四元橋的宜家商場，直播挑戰“在宜家過夜”。兩人藏在衣柜里，試圖直播在宜家過夜情況，不過很快被商場的安保人員發現。

　　在陳一天看來，兩主播之所以會實施“宜家過夜”行為，在于該行為違反了常理和通常的認知，會產生吸睛的效果，雖然并未明確違反法律規定，最終也沒有造成嚴重后果，但這樣一種行為是不應當被提倡和仿效的，因為他們違背了消費者與商家之間的基本合同習慣，違反了善良風俗。

　　陳一天認為，直播是新鮮事物，其行為規范難以為過去的法律所涵蓋。而且，違法侵權行為的種類難以窮盡式列舉，因此必須要有“不能違反公序良俗”作為兜底條款，即不能違背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的基本要求，否則就應當追究相關人員的法律責任。

　　“互聯網是自由的，但這種自由不是沒有界限，而是必須遵守法律法規政策。網絡直播同樣如此，不能侵害他人合法權益，不能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不能違反公序良俗。”朱巍說。

　　朱巍認為，立法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為平臺的人工智能算法提供方向和指引。

　　“在網絡直播亂象的治理中，平臺的審核非常重要，這就要求平臺的人工智能算法跟得上時代的發展。法律要告訴平臺，哪些東西是違法的。當然，這個工作是有一定難度的，但卻需要做下去。”朱巍說。（記者 　蒲曉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