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廣電總局對影視圈不良作風的整治力度不斷加強。不過，有制片人告訴記者，有明星明確提出不降薪，要求對損失換一種方式補償。不過，也有上市公司董秘否認這一說法，認為違規操作不現實。(11月12日《證券日報》)

　　明星限薪令傳言由來已久，政策動議也多次提上議事日程，隨著廣電《通知》的下發，意味著演員“限薪令”終于靴子落地。自此，之前主要因明星片酬過高而擠占其他成本投入，導致影視劇和綜藝節目粗制濫造的頑疾有望得到改善。較之主要明星片酬占到一部劇總體投資50%以上的相當常見，甚至還有比例高達70%的現實，新政規定，每個節目全部嘉賓總片酬不得超過節目總成本的40%，主要嘉賓片酬不得超過嘉賓總片酬的70%。此意味著明星片酬在總投入的占比將實現較大幅度的下降，其他制作成本將會得到提升，為提高制作質量而提供堅強的保障。

　　明星限薪令既有自身特色，也屬于“外來品”——韓國影視業之前也有相同的煩惱，迫不得已就采取了限薪令，明星片酬大幅下降并回歸于理性，極大的緩解了明星支配下野蠻生長所帶來的惡性循環。不過，在長期的路徑依賴下，作為既得利益者的明星群體必然會“為利而爭”，尤其是具有極強粉絲效應的一線明星，處于供不應求的優勢和強勢地位，若不能加以強力的監管和約束，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潛規則下，限薪令的制度安排極有可能被架空。“換一種方式補償”既是一種可以預見的可能性，也是必須納入后續防范的風險點。

　　但又必須承認，明星高片酬又有其合理性。“明星效應”是最直接的影響力，粉絲經濟所帶來的價值附加，最終體現在明星的片酬價格上。即便從市場的角度來看，這里面也有“一個愿打，一個愿挨”的自愿原則，似乎并不宜受到外力約束與行政干擾。其間的真正問題在于，表面上的價值分配和價格失衡在于供需之間出現了倒置，對于演員的價值分配并沒有做到真正的“績效化”，也就是未能從作品本身的質量和最終贏利能力來進行利潤的分配，而是倒置了過來。當然，明星片酬的過高并非演員本身的過錯，而在于資本過于變態的追逐，從而導致了結構性失衡與供求關系的轉變。

　　競爭就會出現水漲船高的局面，僅有的那幾個明星成為資本瘋狂追逐的對象，其價格自然就會“奇貨可居”。若是換一種方式，若是演員的價格最終取決于產品的分紅，而不是事前的包干或者預付，“以收定酬”就會形成鮮的明價值效應，資方可以減輕高額成本支出帶來的巨大壓力，而觀眾也能從質量上去實現用腳投票。因為，只有真正具有質量保證的作品，才會獲得觀眾的青睞并獲得巨大的盈利，演員們也才會把自己置于參與者而不是旁觀者，甚至拿了高片酬而出工不出力，人為制造了一大批高成本的爛劇。

　　演員片酬是一個資源分配的過程，片酬過高則會帶來分配不公的問題。調整資源分配的不公平而回歸于合理與規范，根本上還得從供給控制轉向于需求支配，也就是要調整演職人員的收入分配來源和結構。如果把影視產品視為一般的工業產品，基于人力成本的控制而實行限薪令無可厚非，但從尊重市場的規則出發，也需要用市場最后的反饋作為價值分配的標準。“以觀眾為主”的導向調整后，盈利的賣點和逐利的路徑，才會真正回歸于質量至上。也只有當絕大多數人的消費需求得到了滿足，或者是需求側的意愿得到了滿足，整個影視行業才不會被功利與浮躁的供給所左右。

　　如此看來，談論尊重市場的話題要有更廣泛的視角，如果單純的講求供給而沒有注重需求，高片酬與限薪令就會成為悖論。(堂吉偉德)